历史学者
邪恶就是邪恶,没有大小中之分。罪恶的界限因人而异,变幻莫测。如果要我从两种罪恶中选其一,我宁可不做选择
所有这些令人紧张惊恐、血脉偾张的游戏和影片,其逻辑始终如一:“他们”在伤害“我们”,为保护自己和亲人,“我们”非挫败或消灭“他们”不可
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想要学西方的时候,却赫然发现,自己竟已经被西方的科学家们用科学分析的方法打入另册了
太过执着于“我们是谁”,往往容易在人世间造成越来越多的族群隔阂和冲突;多问一点“我是谁”,或许更能使人与人之间多些理解和同情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胡适一开始就看得比较清楚:以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发展程度,首先要做的还是最基础的新思想、新观念的介绍、普及和实践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工人有祖国,那只不过是他们取得政权,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那一段“革命的过渡时期”而已
陈独秀认定“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其出发点只是基于人民福祉的考量。但这个时候的他,内心仍颇纠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骤起就失去了影响力,反而推向了更激进的非民族主义、非国家主义
同样活在现代,同样构建现代国家,同样叫共和、叫民国,却总有许多把国民主权抽去后的“民族国家”空壳
一个连家乡都不爱的人能爱国,这确值得怀疑。但说爱乡就会爱国,就我们经过的历史看,至少也没那么肯定
人类只有废除国家,才能以爱与自己身处同一土地上的人的感情,去爱其他的人,即无分别地去爱人类
中国人开始下决心学西方赶西方时,不幸正处在西方国家自身政治、观念分崩离析,旁枝横生之际
那个年代凡主张以日为师者,都是以强国为目的的,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
那时国人在救亡或建国问题上,很少会像今人那样血气方刚,坚持“自古以来”,寸土不让
“中华”不就是中国吗,推翻了满人统治,接过来另建新政权就好了,再加一句“恢复”,岂不是画蛇添足
生产力亦即科技发展普及领先的地方,个人与国家关系必强,反之必弱
从长远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抑或其版图是亘古不变的。即使我们这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也是如此
梁文道
刘瑜
刀尔登
杨小彦
张铁志
朱大可
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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