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文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中国可能遭受瓜分的严酷现实,国人在救亡或建国问题上,很少会像今人那样血气方刚,亢奋张扬,坚持“自古以来”,寸土不让。
那个时候,主张灵活求变以保种自强的意见比比皆是。像张之洞提议与俄国密约共同对付日本,酌量划分新疆之地以酬之;像谭嗣同主张出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边缘寒瘠之地,以偿赔款并供变法之用,免受种种拖累等,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就算辛亥前顶顶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章太炎,也绝不像今人那样强烈主张寸土不让。在他看来,各民族最好“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如果不是列强环伺可能威胁汉人土地,对于西藏、回部、蒙古,最好“任其去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