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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的业余莎学

2013年01月12日 09:06 来源于 财新网
再大的法官也管不到教授们头上。他们只是玩玩智力游戏,努力让自己保持某种人格和心智状态

  【从远处看】(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李大卫)虽说在美国住过不少时间,但对这个国家的政治还是没有太多概念,就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总觉得政治是个技术活,投票交给内行人去干,应该是最好的办法。像咱们这种文艺佬,说了半天,肯定也是言不及义。经济上的事也是一样。一件事越是不懂,关心得就越少。于是《纽约时报》只看科技、文化版。至于《华尔街日报》,只碰过一次,三年前的样子。当时手头实在是没的看了。恰好见到里面有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

  文章里讲的是一个联邦大法官,叫约翰•保罗•斯蒂文斯。这是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大人物。关于此人的政见激进还是保守,都是道听途说;美国最高法院的运作,更是不甚了了。这里说的,是一件文学史上的一桩陈年积案。一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着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作者权,有过种种争论。这一点,有点儿像中国的红学家们,也要为《石头记》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写的,吵得不可开交。

  关于莎士比亚的作者权争议,最初始于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间接后果,就是把莎士比亚推到了英国最伟大作家的位置。提起“那位诗人(the bard,不是the poet)”,不用说名字,特指的就是他。对于文人,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誉。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够当得起这个称号的,或许只有屈原一人。比起18世纪那种古雅派文风,他的作品泥沙俱下,不避俚俗,同时有着史诗般的宏大气象,呈现出远为丰富的人生场景,更不要说变化多端的辞采和叙事技术。然而此人低微的出身,粗略的生平记录,让很多人怀疑他不可能成为那些杰作的执笔者,而他的名字,仅仅是他人因故伪托的一个笔名。

  这里或有阶级偏见的成分,但也不无理性的考虑。前现代的欧洲社会等级森雅,识字率极低,不像古代中国那样,草根士子一朝金榜题名,立时进入统治精英阶层。所以后来启蒙时期的文人,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大多心向往之,以致文化上兴起一阵“中国风(chinoiserie)”。这种风气影响深远,直到19、20世纪仍有余响。普契尼的歌剧《杜兰朵》,就是那种中国想像的一个例子。

  据说没有档案记录,可以证明莎士比亚接受过正规教育(这些问题更适合内行人士讨论)。他生前的签字,极少幸存至今,而且拼写不大规范。他的两个女儿只能在文件上画押,不会签字。诗人威廉•莎士比亚的父亲名叫约翰,经营制革业,在埃文河上的斯特拉福德(Stratford-upon-Avon)的市议会拥有议席。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即《发条橙子》的作者)曾经对他们家有过一段有趣的描述,大意是:考虑到鞣制皮子产生的气味,我们可以肯定诗人的成长环境绝非兰芝之室。正如威廉日后写作五音步的商赖诗,他的父亲约翰擅长制作五个指头的羊皮手套。

  也有人指出,很难想象一个像他那样的背景和文化程度的人,对于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宫廷生活,竟能熟悉到莎剧描述的那种程度。还有那些以罗马、维罗纳、威尼斯为背景的故事。没有记录证明他到过意大利。更不要说拉丁文方面的知识。《朱利乌斯•凯撒》中的Et tu Brute!早已成为经典名句;很多人甚至误以为凯撒遇刺时,真的喊出过“还有你,布鲁图斯!”然而,这些质疑并非学术界的主流。多数学者认为莎士比亚家属于拥有族徽的乡绅阶级,所以子女在家乡的文法学校接受教育并不稀奇。同时,威廉在伦敦的舞台生涯,也允许他进入当时的宫廷,了解贵族阶级的礼仪、谈吐。天才的悟性,本就不是常人可以理喻。正反两种意见,被称作“斯特拉福德派(Stratfordian)”和“反斯特拉福德派(Anti-Stratfordian)”。这个名词的来源,显然是从诗人家乡的地名。

  对于持有反对意见的一方,否认莎氏的作者低微,就必须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这个名单很长,其中最出名的有弗朗西斯•培根、本•琼生、瓦尔特•雷利爵士。克里斯托弗•马洛也赫然在其中。英国文人有充当间谍的传统,现代作家中的毛姆、格林、达尔,以及写过007系列的伊恩•弗莱明均属此列。马洛则是这一古怪传统的开创者,还为此送了性命。

  回到斯蒂文斯大法官(两年前已经退休,做为荣任该职最久的法官之一)。他自称是“牛津派(Oxfordian)”。这派人认为莎剧的真实作者为莎氏的同代人,16代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跟那个著名的大学毫无关系)。此人性情暴躁、自负、反复无常,而且债台高筑,结果被贬出宫廷圈子。但他是个出名的诗人和剧作家,同时赞助文艺。而且,他本人游历过大陆很多国家,包括意大利,还为支付他的旅行,卖掉过大量地产。

  退休之前,斯蒂文斯被认为是九名大法官中温和的自由派。关于他在法律实践和政治态度,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进一步查阅资料。但在有关莎士比亚的问题上,他则表现出保守倾向。有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保守的,还有不少政治上属于自由派,甚至激进派的人物,比如19世纪作家马克•吐温,甚至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他认为莎氏作品出自国王詹姆斯一世之手)。这一现象说明了人在心智、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具有极大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也是一种对他人处境感同身受的道德理解力。一个主张自由市场的人,完全可能同情君主立宪;一个性解放的鼓吹和实践者,未必不会欣赏昆曲;就算唱红歌,也不犯法,就像看A片不犯法一样。这让我回想起经济学家汪丁丁在一次会上提出的,那个“复杂的自由主义”的说法。

  文中这位大法官是芝加哥人。1933年,该市举办世博会时,会场中复制了一座伦敦环球剧场,在那里上演很多“诗人”的剧作。附近一间餐馆,正好是他父亲经营。由此他对莎剧产生了兴趣,后来进入芝加哥大学读文学。二战期间,他在海军情报部门服役时,参与破译了日军电码,导致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美军击落。战后,他做为退役军人改学法律,于是有了后来的一切。

  他对记者说,1987年起,大法官们就在为莎士比亚作品的作者权,进行模拟庭辩。为此他还跑到斯特拉福德搜集证据,结果一无所获。这一点辩论一直持续到2009年,几位大法官一致将作者权判归牛津伯爵。根据之一,是该伯爵早年的监护人,正是《哈姆雷特》一剧中,饶舌廷臣波洛纽斯的原型。当然,学术界是不买这些非专业人士的帐的,尤其是法官们的贵族化倾向。何况再大的法官也管不到教授们头上。他们只是玩玩智力游戏,努力让自己保持某种人格和心智状态。破例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李大卫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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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继伟 | 版面编辑:李禹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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