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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墙外 

2013年05月04日 13:32 来源于 财新网
古建筑保护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后果之一。放在古时候,古今中外胜利者们的对敌政策,一向是“平王城,灭王气”。那时候,人们看待历史遗物的态度,远比今天实用得多

  【从远处看】(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李大卫)笔者大概属于最后一拨见过北京城墙的人。早年间,对于城里很多人来说,去西郊的颐和园春游,还是一件大事。一般都是天还没大亮,就要搭乘11路或7路无轨电车(111和107路的前身),去当时的总站西直门,换乘32路郊区车(相当于现在的332路)。而换车地点,就在古城防的一个门洞里。箭楼飞檐的剪影,隐现在幽幽的天光下,今天回忆起来,很有几分汉关秦月般的历史感。 

  那年头,每天发出的车次很少,一般要排半个多小时的长队,接着又是柔道般的一阵推挤拥搡。32路用的是北京当年最好的客车,捷克产的斯柯达,总体款型到诸多细部,都折射出很强的形式感,包括车顶两侧蓝色的透明天窗。这样的出游,便因此有了某种怪异的异国情调。这些都是题外话。 

  此后几年,北京人看到九城门楼被一一拆除。彼时中苏争端正紧,民间甚至有个不着调的传闻,说俄国人研制出一种超级轰炸机,能在5分钟内从莫斯科飞到北京,投掷氢弹后返航。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的“逆火”式根本没有那么神。当时上上下下不少人都吓坏了,于是全民皆兵,虽不能打仗,但挖防空洞还是足够了。结果,城墙拆下来的巨砖,很多成了构筑掩体的建材。再后来,到了1975年,原来城墙矗立的地方,变成了今天的二环路。

  并非所有掩体都能用上那样等级的材料。当时,差不多城里的每个院落,都挖了一个大坑,也没加顶盖。开始还有基层政府组织防空演习,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土坑就这么露天荒着,久而久之,里面雨水越积越多,成了蚊子安家的好地方。那些掘出的泥土被运到东单,很快堆积成丘,埋没了公园里的儿童运动场。我曾经怀疑,那些不知去向的滑梯、攀登架之类的设施,仍然埋在土堆中,就像巨型恐龙的骨骼。

  对我来说,北京近几十年的变化,肯定不值得高兴。但我并不同意很多关于北京,以及其他很多地方古建保护的说法。城墙的拆除,是很多城市进入某一发展阶段后,通常会出现的做法。今天我们在维也纳看到的环城大街,也是1857年,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颁旨拆除13世纪古城墙后留下的遗址。区别或许在于,其沿途的公共建筑比较漂亮,从维也纳大学到市政厅,从自然博物馆到议会大厦,不像北京二环路那么灰头土脸。 

  巴黎的几道古城墙,除先贤祠附近的一个角落,如今也都没剩多少痕迹。所以,这个现象,和城市所属的民族性关联比较少,而和现代性关系比较多。而且,不光是城墙如此。今年恰好是纽约拆除宾夕法尼亚火车站50周年。那座车站建于1910年,按照旧大陆的标准,应该算不上什么古建筑。但是,那样一座巴黎美院风格的大厦,比起如今我们在曼哈顿第八大道见到的宾州车站,一座乏味得超乎任何人想象力的现代建筑,当地人的怀旧情绪值得同情。

  如果对这段旧事感兴趣,不妨通过美剧《广告狂人》第三季重温一下。当年,一位耶鲁的建筑评论家,就此曾说,我们维护古旧的,款式过时的建筑,并非单纯为了怀旧或沉湎于往昔,而是因为好的建筑提升人,坏的建筑疏离人。他认为,这就是新老宾州车站的区别。很多老人同意他的说法。从照片上看,整个车站虽然使用了工业化的玻璃和钢架结构,但它的宏大空间,仿效了古罗马的卡拉卡拉大浴场的拱顶设计。

  然而,古建筑保护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后果之一。放在古时候,古今中外胜利者们的对敌政策,一向是“平王城,灭王气”。即使是在和平年代,古代遗址也更多被视为简易的建材供应点。比如上文提及的卡拉卡拉浴场,其中很多大理石材,都被拆走运到梵蒂冈,用来建筑新的圣彼得教堂。那时候,人们看待历史遗物的态度,远比今天实用得多,绝对没有我们这样浪漫化,这样多愁善感。

  变化或许和英国贵族子弟的卒业壮游(Grand Tour)有关。这项源于17世纪,极盛于18世纪的上流风俗,把大量“牛桥”子弟送往欧洲大陆。为时数月乃至数年的异国游历,既能扩大未来统治精英的文化视野,同时又能通过展示携回国内的纪念品,证明其家族的实力。其中最方便携带的,自然是艺术品,尤其是意大利的艺术品。

  意大利是他们当中多数人流连时间最多的目的地。那里是永恒之城罗马之所在,拥有辉煌的文化传统,而且处于无可救药的贫弱之中——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说过,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对于英国人来说,得瑟一圈儿的性价比非常之高。虽说巴洛克风流行之后,那里的艺术成就,早已不复文艺复兴时代风云际会的盛况。

  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尤其是威尼斯的风光画(Veduta),笔触细致,造型精确,显然受到荷兰的影响。然而,典型的威尼斯风光画,很少强调北方画风的现实主义倾向。尤其是该画派的首席盟主卡纳雷托,画面多是阳光明媚的运河风光,以及港城的各种节庆和迎宾场景。尤其在他暴得大名之后,买主多是英国人,主要就是修业壮游的权贵子弟。他们把他的画买回国去,当作游历纪念品。

  到了18世纪,这个水上共和国已近垂暮(它的千年历史,将在1797年被拿破仑大军终结)。它的艺术市场,也早已从内生型蜕变为寄生型。当时威尼斯住着一个姓史密斯的英国人,挂领事衔,经营钱庄,感觉很像商团领袖。不知是否可以算是大班。此人成了很多当地画家的代理人,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游离到此的英国人。

  史密斯要求画家们,从作品中尽量去除日常生活场景的视觉“杂质”,也就是街巷集市中,那些小贩、泥瓦匠等引车卖浆者流的身影。买主们要的是水城明媚、富丽的场景,就像今年中国人所谓的“亮丽风景线”。结果生活中的劳动人民,就只剩下运河上操贡多拉(Gondola)的舟子们。那是威尼斯不可或缺的Clichés(意为“陈词滥调”。——编注)之一。大运河上下的建筑物(里亚尔多桥、安康圣母堂、圣马可广场)和庆典(圣母升天节、外国使节莅临)当中,很多场景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当地的划船比赛,说不好还是赛龙舟的变体。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后果之一,就是开通大西洋航道,导致地中海东方贸易的重要性下降。因为,欧洲人可以绕过突厥人的地盘,直航亚洲。威尼斯的中间人地位,也就十分尴尬了。他们还能玩儿的,就是摆出各种排场,变着法子地忽悠外国人。这一套,我们自己不陌生。

  反潮流的人物,何时何地都会存在。18世纪的威尼斯,出过一个画家皮拉内西,专门表现那些颓败景色,特别是罗马的废墟。很有中国旧时文人怀古思幽的那种情调,只是气质更加阴郁。他笔下的提图斯凯旋门、阿皮安驿道,都是那种“牧儿打碎龙碑帽”式的破败景象,好像废弃的建筑堆料场。

  他的作品或许不合史密斯的生意眼光,却意外感动了伟大的歌德。而且,他巨大的社会影响,唤醒了欧洲人保护古迹,包括废墟的热潮。有些英国人过犹不及,甚至流行在自家花园里,布设一些人造的假废墟,以增添几分没落的美感。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之所以令我们感叹,正是因为它们太偶然了。

  多年前,我还是游荡在北京城里的一个年轻诗人。看着随处可见的建筑工地上尘土飞扬,我暗自感叹,很多重要的政策,出自一些内心多么不愉快的人。而且,他们怎么就不明白,那些毁于他们令下的历史陈迹,是很值钱的。但还是要强调:这件事跟国民性牵涉比较少,而和现代性关系比较大。

  笔者曾经读到,加里波第进军罗马之后,打算将波河填平,以防止疟疾肆虐。几十年后,未来派诗人马利涅蒂也曾在1910年呼吁,把威尼斯的运河填满,改造成公路。这些都和谋求民众福祉有关。即便是拿破仑三世这种人,居然也有几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政府应该要求资本家出钱出力,推进有益于社会进步的重大项目。

  始于19世纪中叶的巴黎城区改造,据说和这种想法有关。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就是那次改造的结果——一条条林荫大道,从一个个广场放射分布,街边是整齐划一,带芒萨尔式屋顶的建筑物。除马莱区外,那里的中世纪老城区几乎消失殆尽,很多人至今为此痛心疾首。抛开种种得失关系不谈,这样成功的改造工程,肯定是可一而不可再,就像近年喧嚣一时的“毕尔巴鄂效应”(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于1997年建成,使陷于经济衰退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市重获生机,因其具有诸多难以复制的先决条件,此案例被视为奇迹。——编注)。

  顺便再提一句,生出这些想法,是因为笔者近日正在重庆游荡。

  李大卫为旅美作家

责任编辑:宋宇 | 版面编辑:曹文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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