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一位濒死者可以失能、失智,但未必一定会失尊严、失体面、失慧根。只有坦然接纳亲人的帮助与照顾,才能真正克服濒死的羞耻感与罪感
临床治疗不能只是针对感冒病毒的固定靶,而是易感体质者多种、多期疾病混杂的流动靶。致命的不是感冒,而是由此继发的严重疾病
被助产士拍打屁股后的第一声啼哭,是第一个生命宣言。既是感恩,发愿不忘母爱,反哺恩德,也是感叹,这一趟长征实在太艰辛了
有种观点认为,相对猝死而言,因癌而逝是幸福的。因为它有“缓冲时间”,即使不长,也可以梳理自己的人生,向家属转达自己的心愿
对患者来说,医疗获益、风险、代价总是交互纠结,不可两全 ;对医者来说,是奋不顾身,还是奋而顾身?正是这份恐惧与不安让现代社会陷入两难
救助观、生死观的校正与更新必须从“白大褂”开始。重新思考与排序,更关注无痛苦、无牵挂、无遗憾、有尊严、有灵性的治疗与别离
平日里与朋友们聊天,问及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答案不一,意思差不多,莫过于“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宿命与欲望有着永恒的纠结
对医者来说,是生死哲学、苦难哲学、职业道德哲学、临床法理哲学的盘桓;对患者来说,则是生死观、疾苦观、医疗观的重塑
按照赫胥黎的路径选择,优生学的任务完成之后,优逝学的任务应该启航了,人类要抵达优逝的彼岸,技术、想象力、哲学缺一不可
癌症无疑是苦难之途,经历了身-心-灵层层递进的折磨与煎熬。抒意言志、富有生命隐喻的诗歌,常常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抚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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