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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过后看杨绛

2017年03月03日 10:53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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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这批小人物造型,很可以和汪曾祺笔下的民国人物比肩。所不同的是,她写的还都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说。她为后代人留下了信史,可信之史
资料图:杨绛

  朱小棣|文

  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年过百岁的老人杨绛去年逝世了。如今我手捧一本她的《杂忆与杂写》,读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一位历史人物的身世地位、来龙去脉、过往喧嚣、杂陈往事、处世品味、人格深浅。想的是她百年来的文化贡献,以及从今往后她与尘世人间的亲疏远近。

  她那蜚声中外的《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那年她刚好七十岁,处于她长寿一生的三分之二节点。与许多人生不同的是,那刚巧也才是她的第二春。无论是从作家的写作生涯,还是世俗人生的荣耀辉煌来看,那都是她的第二次高潮。甚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讲,杨绛是一株晚开的蔷薇,尽管早就绽放过蓓蕾。

  说起来,出生于1911年的她,成名不算太晚。三十刚刚出头,就已经崭露头角,因喜剧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受到大众和专家们热捧。当年的夏衍,就曾为之赞不绝口:“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可是说来也怪,1949年至1966年之间,这位才女虽然供职于北京的“翰林院”,却受到无形打压,活得并不春风得意。创作型写作都已基本停止,翻译也属于旁敲侧击式的打游击。抽空自学西班牙文以后,她翻译了《唐吉诃德》,可是尚未出版,便遭遇“文革”风暴。译稿能够幸存,实属侥幸。

  反倒是“文革”结束以后的她,捷足先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先占领了文坛的制高点。正当她那一辈的老知识分子们刚刚从九死一生中缓过劲儿来,脚跟尚未站稳,她的《唐吉诃德》就已破土而出,得以出版,倍受好评。若是“文革”中遗失了译稿,一时半会儿也来不及重译,如果“文革”前就已出版,这会儿怕是也抢不到风头。刚刚好,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就是“命”与“运”。听说1978年邓小平出国访问时,还带去送给了西班牙国王。

  随后,她又以一批新旧散文的陆续问世与重印,获得了老中青三代读者们的欢迎,遂奠立了她作为文化人、翻译家、散文大家的基本形象。再后来,因丈夫女儿的相继生病逝世,她暂时放弃了写作。迈步21世纪跨入九十高龄后,她竟又以《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散文著作,获得第三度辉煌,重新享誉文坛极盛。

  作为散文家,她有一篇《读书苦乐》,将读书比作串门,深得吾心。我在一本现代汉语散文精选100篇里读到它,曾赞叹它是为数不多的好散文,“万绿丛中一点红”。今日里又从这本《杂忆与杂写》里,看见一篇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听话的艺术》,惊为当今泛滥网络成灾的心灵鸡汤的文学祖母。

  “假如说话有艺术,听话当然也有艺术。说话是创造,听话是批评。说话的目的在表现,听话的目的在了解与欣赏。不会说话的人往往会听说话”,“听话不像阅读能自由选择。话不投机,不能把对方两片嘴唇当作书面一般拍的合上,把书推开了事”。“听话而要逞自己的脾气,又要不得罪人,需要很高的艺术。可是我们如要把自己磨揉得海绵一般,能尽量收受,就需要更高的修养”。

  “责怪人家说话不真实,等于责怪一篇小说不是构自事实,一幅图画不如照相准确”。“假如一位女士叹恨着说,‘唉,我这一头头发真麻烦,恨不得天生是秃子。’谁信以为真呢!”,因为可以“推知她一定自知有一头好发”。“假如有人说:‘某人拉我帮他忙,某机关又不肯放,真叫人为难。’他大概正在向某人钻营,而某机关的位置在动摇,可能他的钻营尚未成功,认真在为难”。

  “假如一个人过火的大吹大擂,他必定是对自己有所不足,很可能他把自己也哄骗在内,自己说过几遍的话,便信以为真”。“假如一个人背后太热心的称赞一个无足称赞的人,可能是最精巧的谄媚,准备拐几个弯再送达那位被赞的人,比面谀更入耳洽心”。

  “听话而如此逐句细解,真要做到‘水至清则无鱼’了。我们很不必过分精明;虽然人人说话,能说话的人和其他艺术家一般罕有”。“我们钦佩羡慕巧妙的言辞,而言词笨拙的人,却获得我们的同情和喜爱”。

  要知道,杨绛当年写出这么多人生妙语时,也还刚刚只是三十出头的年纪。她所处的社会究竟是比我们今日的社会更为复杂还是简单?她对人性的洞察,究竟比我们深刻几许,才能有着这样的成熟或早熟?难怪她能在70岁时写出那样透彻的人物写生,例如《老王》和《林奶奶》。她的这批小人物造型,很可以和汪曾祺笔下的民国人物比肩。所不同的是,她写的还都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说。她比汪要年长将近十岁,写的反倒是后来发生的历史故事。

  说到底,正是因为她对那一段历史,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小人物的冷静观察与描写,为她自己奠定了身后的地位。正如黄永玉点评《十日谈》,说它的作者也写过其他许多不错的作品,可是不错的作品在世界文学里漫山遍野。如果不是《十日谈》,他只能活在那漫山遍野里,而不能享受独特的地位。

  而杨绛,则会由于《干校六记》等作品流芳,原因是她为后代人留下了信史,可信之史。当那一历史阶段的记录正在不断地被删除、遗忘、篡改、歪曲、伪造、以及不怀好意地利用,杨绛的笔,让这段历史幸存,可信的留存。

责任编辑:陆跃玲 | 版面编辑:王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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