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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分子到公民:沉默还是发声?——杨绛身后的舆论之争

2016年06月17日 19:10 来源于 财新网
讨论沉默,而不是对沉默保持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意识的觉醒和公民觉悟的进步

  【财新网】(记者 谢海涛)“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这是杨绛先生喜欢的东坡诗句,也是其人生写照。但她也许未曾想到,自己百年身后,声名自不落寞,谤毁亦不能免。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以百五高龄,驾鹤西游。一时,哀思如雨。凡有社交网络处,皆有人点烛,发感言,或惜风雅,或赞著述,或慕伉俪,或颂淡泊,赞誉近乎天人。

  她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的诗,一时刷屏。“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礼赞未毕,责难已起。或以西哲大德相比,言钱杨有学问没思想,为两脚书柜;或言其苟且偷生,精致利己,无知识分子之担当;或称杨为鸡汤大师,心安理得写岁月静好。

  虽如周泽雄先生所说,重要文化人物的名望,存在一个缓冲期,其间褒贬弹赞,皆应有之义。但种种声势,仍让人惊异。

  由此,杨绛去世引出的话题,由民间舆论起,继而在公共思想界发酵。初有学者萧瀚为其“不公共”辩护,再有徐贲质疑“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一时,诸多知识人士起而论道,公共场域鼎沸,为近年来所罕见。

  如何评价钱杨夫妇生前的“默存”?如何看待特定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在一般意义上,知识分子是否有权利对公共事务沉默?在不义横行、公共问题层出不穷的当下,如何化解道德审判之虞,又能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培植“沉默的大多数”的公民意识?

  1949后的钱杨夫妇果真“默存”?

  在以“不争”哲学为主料的鸡汤式纪念文字泛滥之后,针对此而来的反弹之声大抵集中在钱杨夫妇从未就那个黑暗年代站出来发声。

  如媒体人萧三匝在《在杨绛忌日,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中称,“他们的道德文章还能助推我们这个时代吗?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悠然的回望者,而是具有穿透力与前瞻性的思想家,以及勇猛的行动者。”

  而学者羽戈认为,对钱杨夫妇首先不该苛责,其次不必抬举。不该苛责,因钱杨纵有不堪,终究守住了人性的底线;不必抬举,因钱杨代表的只是下限,他们所生存的年代,依然有人用尊严与风骨、自由和鲜血在支撑、抬高上限,如陈寅恪、顾准、林昭等。

  钱杨夫妇在过往岁月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一些过往旧事,事隔多年又浮出水面。

  “钱学”研究者钱之俊的《钱锺书为何没被打成右派?》,记述了钱杨在1949年之后的生活:

  1949年,已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钱杨夫妇,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最终留在大陆,只求生活无忧,有书可读。1950年,在清华同学乔冠华的介绍下,钱锺书被调往翻译《毛选》委员会。

  历史学者雷颐曾在《“聪明、刻薄、干净”的钱锺书》一文中,描述其时的钱锺书:担此重任无受宠若惊之感,且能主动保持距离,中南海的宴会从不参加,乃至被认为“对政治没有领会”。

  钱之俊文介绍,此后,钱锺书回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夫妇俩离群索居。思想改造运动过后,有传言要发展他入党,他惴惴不安。1957年,在中共中央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之际,他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于是,在众多师友、亲属纷纷落网之际,他有惊无险度过“反右”。

  钱之俊认为,解放后,钱锺书最明智之处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但绝不说、不写。他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

  同时他也认为,钱锺书能免于“右派”,除了谨言慎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毛选》翻译”等身份。此外,高层中的胡乔木、乔冠华都是其同学。他引夏志清的猜测称:在大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钱自称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很可能是有上层关系庇护,不让这位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斗争。

  钱文称,如今有人批评钱锺书“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这是缺乏历史体验的无知妄语。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独立人格的决心,不可能做到。

  况且,彼时的钱锺书并非全然沉默。

  学者李慎之曾在《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送别钱锺书先生》中提及《管锥编》:如此一部百万言的巨著,开写时,“文革”还未结束,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的书,不但胆识惊人,且远见洞察非常人可及。四卷《管锥编》,无一趋时语,一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含英咀华之作,更是一朵预告寒尽春来的报春花。

  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夏天,钱锺书曾写下七律《阅世》,更让世人看到他的另一面: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杨绛也非全然沉默。劫后余生的她,曾以《干校六记》《洗澡》,写极左时期的知识分子境遇。

  道德绑架之说是否成立?

  就钱杨夫妇是否应受到指责的话题,在公共空间引发了一场热烈讨论。在为钱杨辩护的声音中,警惕道德绑架说是一种主要观点。

  学者萧瀚发表《为钱杨伉俪的“不公共”辩护 兼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认为“公民行为,法无禁止,即为许可。”作为一种政治自由的言论自由,是任何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认为钱杨应为遭受不公者说话,其错误在于将自由和权利置换为了义务和责任,这跟舆论上造势逼捐一样,是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萧瀚并不避讳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确实缺乏社会责任感。但他认为,这里的知识分子是个集合概念,逻辑上,它无法直接过渡到个体概念。我们可以要求人数不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承担社会责任,却不能具体点名哪个人去做什么。一旦具体点名,就会在伦理上变成道德绑架,事实上就会变成对他人政治自由的侵害。

  在萧瀚看来,一个良善社会的底线伦理是不作恶,而不是行善。一个社会,恰恰是将底线伦理设为不作恶时,才能激发更多人行善。善良是自由之子,而不是奴役之子。所有极权国家都会仰仗暴力和谎言去不断设置伦理标准,从而无穷量地盛产伪善与奴役、谎言与暴力,社会最终沦为地狱。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并且捍卫钱杨无害他人生活的自由和权利,就是保护每个人自由生活、自由行善和抗暴的权利。

  道德绑架之说是否成立?说法不一。学者刘远举认为,从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去审视杨绛,只要实事求是,只要这种道德律他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通过自由的社会舆论,就是正常与合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把道德的律他性,一律视为道德绑架,是一种扩大化与污名化

  此后,萧瀚在《律己的道德以及社会分工》中重申,道德是用来律己不是用来捆人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片土地上就没再生长过完整的自由和个人人格尊严,现实已艰难,我们不能再干出蠢事:奴役者以暴力剥夺了人们无害他人自我选择的大部分自由,被奴役者则以道德的名义剥夺人们剩下那点可怜的自由。

  学者张千帆对此反驳称,沉默比”道德绑架“更危险,如果我们确实被剥夺得什么也不剩,只剩下沉默的自由,那么我们也注定不会享有这种自由。表面上,“沉默的自由”保护每个人的内心安宁,让个人在无纷扰之下自由做出选择。实际上,在一个没有对话、没有辩论、没有相互同情和关怀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各扫门前雪的孤子,这样的社会没有任何抵抗强权的能力。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在关于钱杨夫妇的沉默之辩中,消极自由概念被多位学者使用。消极自由在非常年代的有无,积极自由在当下的作用,成为讨论的另一热点。

  学者笑蜀对要求特定时代的知识分子发声报以警惕。笑蜀称,由钱杨舆论,有人推导出:极权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无消极自由,无沉默权,并将这种事实描述作为道义要求提出,转换成了极权统治下的知识分子不得有消极自由,不得有沉默权。这种理论是残忍的理论,杀人的理论。极权时代以普遍作恶为条件,没有任何异议生存的空间,没有任何积极自由的空间,能有点所谓消极自由,已是最大侥幸。正因如此,我们才应更珍惜极权统治下的消极自由与沉默。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出自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前者指一个人免受外在干预而行动的自由,后者指可以去做什么的自由。伯林主张消极自由,因其主要是社会为个体提供发展机会的空间,防止国家力量对个人意志的支配和取代。

  笑蜀称,对特定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有积极自由的道义要求。这种要求只能是在极权还没有全面征服时,公民应把积极自由最大化,以阻止极权的到来。

  也有看法认为,非常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沉默不是权利,是极权的后果,跟消极自由无关。

  学者徐贲在接受前海传媒采访时称,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区分是对自由民主政体下的公民自由而言,不宜硬套到极权专制国家,因为那里的自由或不自由都是极度扭曲,人的主体意识和欲望,甚至人性也是极度扭曲。在不自由状态下,积极自由或消极自由都是事后解释或猜测,未必是当事人行为选择的真实动机。

  而在当下的中国,又该如何对待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呢?

  作者清时称,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区分,是建立在对二十世纪极权灾难的反思基础上,他疾呼维护消极自由,警惕积极自由中的极权危险因素,是对极权经验的反思。可如今,当极权之害已彰显时,我们还要不要躲在消极自由之后呢?

  从学理上分析,学者周保松认为,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的堕陷,并没有哲学上的必然性。积极自由要回答的问题是,谁是主人?而我们之所以重视消极自由,之所以希望拥有不受干预的空间,正是因为我们渴望做自己的主人,过自主的生活。也就是说,积极自由才是消极自由的基础。

  知识分子有沉默的“权利”吗?

  知识分子向来被视为社会的良心,社会对其道德总是有所期待。那么,面对公共事务,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的权利呢?

  针对萧瀚的观点,学者徐贲提出知识分子的道德义务问题。徐贲认为,在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起到批判作用的正常社会,他们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并不证明他们是在行使公民权利,而是显示他们未尽社会道德责任。尽管不尽责并不违法,但仍然是失德。

  徐贲称,从过去几十年历史经验来看,能坚持良心和道德义务的知识分子越来越不多见。由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险恶,正义和良心行为经常招致祸端,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环境也就变得更加险恶,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知识分子的沉默问题——逃避道德责任,游离于公共事务和社会正义之外,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多年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许纪霖则提出,知识分子的本性决定了他天生就“应该”是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社会不义的批判者。然而,这种“应该”的道德责任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只有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才能做出公允评价。倘若挥舞道德大棒横扫士林,必会误伤贤良。

  在《一个正派的社会,不会强迫别人做圣人》一文中,他提出沉默的三种历史语境:

  在自由社会,公民面对社会不义缄默不语,虽在法律上有此权利,但道德上无疑有瑕疵;在非常年代,当沉默的权利被剥夺时,张志新、林昭固然了不起,钱锺书这样有所坚守,同样令人起敬;在有一定言论自由的威权社会,比如两蒋时代的台湾,沉默的权利是有的,甚至沉默为当权者默许与鼓励。此时,“沉默的大多数”既非美德,也非失德。

  在文章中,许纪霖还以上世纪之交学界大儒季羡林、王元化和李慎之的不同路向为例,讨论了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方式。三人中,季羡林为学术而学术,为求知而求知,成为治学楷模。李王同为启蒙领袖,李慎之更看重道德的存在,而王元化则知识与道德并重。即使是道德的存在,李慎之积极地有所作为,而王元化则低调地有所不为,紧守为人尊严。

  许纪霖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需要有人“为生民请命”,担当道德先锋;也需要有人“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替中国文化守住一线命脉。道德的实践,不只有一种方式。政治的沉默,未必意味着知识的沉默。长时段思想启蒙的道德价值,未必就在壮烈情怀之下。

  “不如强调每一个人的公民责任”

  6月3日,学者张鸣从个人经历出发,发表《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

  张鸣称,知识分子的确应比普通人多一点道义上的义务。但是,在某些环境里,行使这样义务的条件根本不存在。他写道,从上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开始,高级知识分子里就没几个站出来抗争的。如果非要说有所谓的抵抗,无非就是自杀。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以人民的名义讨伐异类时,要求知识分子履行抗争义务,根本不现实。

  作者清时认为,这里的徐张之争,存在着徐贲的形而上责任思维和张鸣的个人经验思维的错位。就张鸣所说选择沉默时的苦衷,清时分析,因为你不仅是知识分子,还身为人父或人子,首先是作为人父、人子,然后才作为知识分子。如果要我先尽知识分子的责任,把知识分子的身份放在人父、人子之前,难道不是把理想凌驾于个人之上,同样有走向极权的危险么?

  6月5日,张鸣又发出《我没有误会谁》,提出新问题:什么叫知识分子?如果按照西方定义,有社会担当,有公共责任的人才算,那么,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从事知识性工作的人都不是。如果知识分子是指自觉具有公共责任的这部分人,当然沉默是不对的。那就意味着你放弃了责任,当然,也就不是知识分子了。

  学者羽戈于此看出徐张之争的另一种错位,他们使用的概念,或面目模糊,或歧义横生,譬如对知识分子的定性,以及知识与道德的关系。

  羽戈称,与其强调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不如强调每一个人的公民责任。毕竟,沉默还是呐喊,并非只是困扰知识分子,而是困扰每一位公民的难题。社会之进步与发展,人人有责。

  如今杨绛先生已回家多日,因其而起的讨论似乎也将平歇。

  然而,在他们冷眼相看的故国,公共事件频发,公共空间寥落,知识分子的道德选择及其良心问题,乃至每个公民沉默还是发声的问题,依然发人深思。

  如徐贲所说:讨论沉默,而不是对沉默保持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意识的觉醒和公民觉悟的进步。

责任编辑:刘芳 |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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