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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的“中国梦”——知青文学回顾

2013年06月28日 17:13 来源于 财新网
即使在舆论高度统一的上世纪70年代,人们的思想也是五花八门的

  名著的启示】(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米琴)“知青”一词主要指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从城市到农村、农场安家落户的青年人,多为中学毕业生,总数约一千七百万人。因为“老三届”毕业生中近百分之七十的人当过知青,“知青”一词又泛指这一群体。

  上世纪末,对于知青一代是否会主政中国,学者们有不同看法。当时有种说法是,培养接班人的策略显示知青一代受到排挤。因此,有著名学者在接受《Mao’s Children in the New China:Voices from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有中国学者将书名译为“毛的孩子们在新的中国:发自红卫兵一代的声音”,该书作者为Jiang Yarong和David Ashley——编者注)的作者采访时,断定知青这代人不会对当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见该书第62-63页)。但是,一些知青学者坚信这代人会在21世纪掌权。他们认为,知青一代中,很多人都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扮演消极角色。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这一代人,有强烈的使命感,而知青经历增加了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他们注定要把国家命运当作自己的命运。《知青备忘录》的作者史卫民、柯岚甚至认为,知青一代已经在社会上崛起,并为实现掌握国家命运的抱负建立了扎实的基础。老一辈中,也有著名学者把自己的“中国梦”寄托在知青一代身上。在为《青春方程式》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这位学者对知青一代表现出的非凡意志和毅力大加赞扬。她认为,比起上一代,知青一代更了解底层社会;比起下一代,知青一代更务实、坚韧,对生活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位学者断定,在21世纪,知青一代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听起来,似乎知青一代怀有一个关乎整个民族、国家的“中国梦”。可是,在上山下乡年代,做“中国梦”的知青实际上只是少数。大多数知青做的都是“回城梦”,这关系到个人前途,个人经济利益,个人和家庭的团聚,个人对升学的渴望,个人对幸福的向往,个人对居住地的选择等。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做“中国梦”的人越来越少,做“回城梦”的人越来越多。

  由知青所著的,描写当年知青生活的大量文学作品,对“回城梦”有极其广泛的表现,也体现出对这个梦的高度同情和理解。一些小说中的男知青,为了回城,毫不犹豫地抛弃与他们真诚相爱的农村姑娘(如《爱的变奏》《红橄榄》《黑骏马》《红月亮》等);一些女知青因为回城心切,沦为腐败干部的性蹂躏对象(如《荨麻崖》《广阔天地的一角》《生活的路》《饥饿荒原》等);一名女知青为了上大学与支书儿子订婚,事成之后就立刻取消了婚约(《知青生活散曲》);还有女知青为了回城,主动向村领导投怀送抱(《岗上世纪》)。“回城梦”之强烈,甚至引起知青内部残酷竞争,互相拆台(《柏杨的污染》)。

  虽然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一再讲话鼓励知青坚持在农村干革命,“回城梦”还是越演越烈,直到形成大规模请愿活动。在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中,作者描写了十多万云南知青向中央调查组集体下跪请愿的惨烈场面。正是各地知青的集体抗争,最终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描述了四十万农场知青如逃难般撤离北大荒的惊心动魄景象。

  做“中国梦”的知青,基本属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者和自愿参加者。根据《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一书描述,早在1967年10月,就有北京中学生组织的领袖带领一些人去内蒙古插队。其后,又有55名北京中学生申请到云南边疆落户,最初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劝阻。同时期,南京有学生领袖组织上千人去内蒙古插队。发起者在回忆中指出,这次行动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对农村落后状态有所了解,又经过长期思考才决定的。当时,他们的梦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咱们老三届》,第188页)。随后,一些省市政府也开始动员中学毕业生下乡。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的1968年12月22日之前,已有近200万城市学生自愿到农场和农村落户。

  从知青文学作品和回忆录可以看出,那些做着“中国梦”的知青,并没把“接受再教育”当回事儿。他们的伟大抱负是改造农村和农民,把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消灭城乡、工农、脑体这“三大差别”,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做准备。可是,他们在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由自主地受到“再教育”,也就是发现自己在课堂上和书本中学到的,以及在媒体上听到的很多东西或不符合事实,或实际上行不通,并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梦想只不过是幻想。于是,“中国梦”缩小成了“一村梦”,也就是只希望能改善本村农民的生活(如《世界》《芳草天涯》《当代骑士》等)。有的知青开始质疑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如《小河那边》《血色黄昏》等);有些知青组织读书会,对国家未来进行新的思考(《但愿人长久》);有些知青开始以某种方式反抗精神压抑和基层土皇帝的专制(如《黄金时代》《隐形伴侣》等);有些知青意识到垦荒行动对国家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如《大林莽》《树王》等);当然,也有知青仍然在做空洞的梦(《黑与白》)。此外,还有知青出于政治野心,打着为国家为革命的幌子,提出激进的口号或计划,要知青小组的成员为此而作出牺牲(《青春梦幻曲》)。有学者指出,提倡为某个神圣目标作牺牲,是让个人向集体意志屈服的一种手段(Children of Mao, 65)。

  自愿下乡的知青,也并非都做过“中国梦”。比如,有的城市贫民子弟自愿去农场,是为了挣那点儿微薄的工资(《棋王》);非自愿去农村的知青中,也有放弃“回城梦”,无私为农民奉献,成为农村干部者(《噩恋》)。在回城请愿的鼓动者中,也有做新的“中国梦”者。他们意识到知青中的大批人才都荒废在边疆和山沟里,希望能为国家保留人才,让这些人才尽快回到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知青部落》)。他们当时还没想到,这些人才中,有相当一部分于后来移居海外。

  上世纪末,在讨论知青一代会否影响中国政治时,有些年轻学者认为知青一代因为经历过三种不同的历史时期,思想和行动上常表现出矛盾,对每一件事都有两种以上态度。知青一代也有较强的集体意识,更倾向于意志统一的社会(《红卫兵这一代》,第382-383页)。而一位加拿大学者的看法似乎正相反。她认为经历了文革的知青一代人更倾向于自由、民主和法制,更向往经济和政治改革。(M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 xvii)

  其实知青从来都不是一个思想统一的整体。知青文学显示,即使在舆论高度统一的上世纪70年代,人们的思想也是五花八门的,更何况90年代和21世纪。知青们在一口大锅里吃饭,在一条大炕上睡觉时,尚且做着不同的梦,更何况回城30多年后,经历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今天。

  不过,回城后的知青很可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梦想,那就是希望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能彻底改变。知青文学第一次大规模地反映了农民极其贫困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有知青偷了一户农民仅有的七只鸡,竟导致那家女主人因绝望而自杀(《那年我们十八岁》)。在阅读知青征文的“心得”中,一位知青作家指出,相比丧失土地权的农民,知青当时都可算是既得利益者(《中国日报》,1999年4月26日)。

  除了少数歧视农民的知青(《大树还小》),大多数知青都和农民建立了深切友情(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蓝旗》《十三阶》《金牧场》等)。知青和农民之间的感情交流和友谊,是知青文学最普遍的主题和最大亮点,也是知青经历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知青作家提及,一些知青回城后就渐渐忘了老乡,可老乡仍一直惦记着他们(《归去来》)。那些始终没忘记底层农民的知青,如果还做着一个“中国梦”的话,很可能是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民主,使人人有机会发挥潜在才能,实现正当愿望的社会。

  米琴为财新网专栏作者,比较文学博士,曾于美国的大学教世界文学,出版过《爱情十九谭》等中文著作,阅读更多专栏文章,请移步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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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宇 | 版面编辑: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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