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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中的“贵族范儿”

2014年04月11日 15:50 来源于 财新网
像瓦勒诺这样惟利是图、寡廉鲜耻的暴发户,正在逐步取代贵族成为社会上最有权势的人

  名著的启示】(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米琴)小说《红与黑》描述的贵族,可谓是法国“最后的贵族”。其副标题是“1830年纪事”,书中之事发生在从1814年拿破仑战败到1830年七月革命之间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在大革命中逃到国外的贵族在这个时期卷土重来,有的还身居高位,掌握政权。他们妄图恢复君主专制和过去的土地所有制,保住自己的特权。小说中那个位高权重的候爵,在筹划建立一支“由真正的贵族子弟组成”的队伍。他还说:“在新闻自由和我们作为贵族的生存之间,是殊死的战争。”此外,他还向保王党提出了一个三年内取消宪章的计划。

  从小说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对贵族制度和贵族特权深痛恶绝。不过,作者最鄙视的并不是贵族,而是暴发户或资产阶级新贵。用在后者身上的贬义词有“无赖”“骗子”“卑鄙无耻”等;对于前者,顶多就是“虚伪”“虚荣”“自命不凡”之类。

  暴发户的主要代表,就是那个从某市收容所所长一路升到省长位置的瓦勒诺。他被形容为“能说会道,胆子大,脸皮厚”。于连在市长家做家庭教师时,最痛恨的就是这个人。于连称瓦勒诺为“恶魔”,因为此人“自从管理穷人的福利之后显然把自己的财产增加了两三倍。……连专供弃儿使用的经费都要捞”。临死前,于连宣称:“判我死刑的瓦勒诺百倍地有害于社会。”总之,在于连眼里,瓦勒诺是品质恶劣,一无是处的混蛋。

  虽然一向妒恨贵族,但在接触到巴黎最上流社会的贵族时,于连却不由自主地受到“贵族范儿”的吸引,甚至还对其大加赞叹。从一开始见到侯爵,“于连很快就注意到侯爵的礼貌比贝藏松主教的更使交谈者感到愉快”。侯爵“很有礼貌地照顾他的自尊心”,使他那“一直痛苦着的自尊心感到那样地舒服,很快就不由自主地对这位可亲的老人生出一种眷恋之情”。侯爵之子诺贝尔伯爵在跟于连说话时,也是“口气很礼貌,甚至很关切,无可挑剔”。“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口吻优雅”“礼貌”“文雅”,是小说中常用来形容那些贵族人物的词。不过,和贵族接触时间久了之后,于连感到“上流社会特有的礼貌”产生出“一种使一切都变得枯燥乏味的结果,这种礼貌是令人赞赏的,却又根据地位分得极为细腻,极为有序。一颗稍许有些敏感的心都会看出它的矫揉造作”。

  贵族还表现出对人文科学的重视。于连虽然出身卑微,但因为是“很好的人文学者”而受到贵族们的尊重和称赞。于连初入侯爵家时,推荐他做侯爵秘书的神甫就对他说:“我提醒您注意,侯爵不喜欢耍笔杆子的人;这是他唯一的反感。通晓拉丁文,如果可能,还有希腊文,通晓埃及历史,波斯历史,等等,他就会敬重您,像保护一个学者那样保护您。”于连在侯爵家被看做“一个有学问的人”。为了保持这个称号,也为了在贵族们谈论自古至今的哲学家和诗人时能显露出自己的才华,于连一有时间就在侯爵家豪华的图书室里刻苦攻读。不过,于连后来发现,那些贵族都“害怕说到什么可能被怀疑为有思想的东西,或者害怕泄漏读过什么禁书”。在贵族们谈天说地的客厅里,他常有“精神窒息”的感觉。

  最让于连倾倒的“贵族范儿”,就是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高雅仪表了。他感叹道:“晨装的高雅,仪态的高雅,也是多么不同啊!一个趣味高雅的人三十步之外看见德·拉莫尔小姐,就能猜出她在社会中的地位。这就是可以称之为不言自明的优点的那种东西了。”“最高雅的文明所能呈献的给人以最强烈快乐的那些东西不是都抢着聚集在德·拉莫尔小姐身上吗?”他最初对玛蒂尔德产生爱慕之情,就是因为她女王般的做派和衣着方面的精致趣味。玛蒂尔德即使为了救于连而到处奔波,也仍旧保持着她的“高雅趣味”。她去向主教求情时,注意到后者的家“精美细腻的豪华,与那种粗俗的富贵气大不相同,在巴黎也只能在几个最好的人家里见到”。不过,于连在赞叹玛蒂尔德的高雅仪表的同时,也注意到她的眼睛“流露出最深沉的厌倦,更糟的是,流露出找不到快乐的绝望”。

  玛蒂尔德的绝望和贵族正在走下坡路有关。从小说的描写可以看出,贵族更重视出身门第,暴发户更重视金钱利益。于连认为,贵族的巨大优势是“他们祖先的历史使他们超出于庸俗的感情之上,他们没有衣食之忧”。但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复辟的贵族,已经处于没落状态,而暴发户正日益得势。金钱的威力和惟利是图的意识已开始占上风,上流社会已堕落成为“自私自利的沙漠”。

  对玛蒂尔德来说,如今的贵族已经丧失了其最重要的“范儿”,那就是献身精神。她崇尚“法国的英雄时代”,认为“那时的人不这么自私,不这么卑劣”,而“那时候上流社会的年轻人见过或有过一些确实伟大的行动”。她的一位贵族祖先就是那时代的英雄,为想让朋友们获得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每到他的忌日,她就要为他戴孝。

  玛蒂尔德最初对于连产生兴趣,是因为她以为他是哲学家式的智者,不受豪华物质生活的诱惑。而于连“发现她有学问,甚至通情达理”。结识玛蒂尔德后,“他开始不再把举止高贵所具有的那种美视为心灵干枯了”。他们两人经常互相交流想法,并逐渐从朋友发展到恋人。

  恋爱中的玛蒂尔德,也显出某种“贵族范儿”。她向往能引起公众瞩目的“伟大的行动”,并认为她对于连的爱就属于这种性质。“敢于爱一个社会地位距我如此之远的人,这已经有其伟大和勇敢了。”于连后来也看出,她想“用她那爱情的过度和行动的崇高让公众大吃一惊”。可是,她虽然敢于爱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又担心失去靠父亲才能得到的地位和财产。她想:“单凭才能挑选丈夫这种傻事,只有靠了家财巨万才能免遭世人耻笑。如果远离父亲生活,他那么大年纪,是可能忘了我的。”她对于连的态度反反复复,也是出自贵族的高傲心理。“她在思想中多少把于连看作下人,想让他爱,就让他爱。”于连靠一位亲王的指点,假装移情别恋,才终于征服了玛蒂尔德那颗骄傲的心。

  玛蒂尔德把于连向德·莱纳夫人开枪的举动看做“高贵的复仇”,因为贵族的传统精神是把荣誉和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比如,玛蒂尔德的追求者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不能忍受“德·塔莱先生,那个如此富有的人,竟敢对玛蒂尔德的失踪说了些难听的话”,结果在和后者的决斗中丧生。于连向德·莱纳夫人开枪,是因为后者(被迫)写的信抵毁了他的名誉。而于连的行动显示出,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不惜冒着被判死刑的危险。

  先前,于连也曾和一个侮辱他人格的人进行过决斗。于连虽然出身平民,但他表现出的高度自尊心,“高尚而骄傲的心灵”及“精神优越的神情”等,博得不少贵族的好感。侯爵甚至因为于连某次表现出“态度的高贵”,而表示“我要让他成为贵族”。在于连身上,玛蒂尔德看到了“只能在很少的情况下摆脱谨慎”的当代贵族青年所缺乏的热情,以及“充满激情的举动”。于连让她体会到“英雄时代”一些贵族曾享受过的,那种“使人心跳”的爱情。玛蒂尔德曾说过:“高贵的出身也会让能使人被判处死刑的那些精神优点衰退。”“高贵的出身剥夺了性格的力量,而没有性格的力量就不会被判处死刑。”她指的高贵出身者,当然不是曾为朋友献身的自家的贵族祖先,而是正走向没落的贵族子弟。在于连开枪的举动中,她看到了“能使人被判处死刑的那些精神优点”。因此,她认为于连这个举动,“向我表明在这个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多么高尚的心”。

  让人感觉极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宣布和贵族集团彻底决裂的于连,似乎继承了某些传统的贵族精神;而被封为“男爵”的新贵瓦勒诺,则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嘴脸,和贵族精神完全对立。掌控陪审团的瓦勒诺为了当上省长,先允诺开释于连,可拿到省长任命书后就立即反悔,判处于连死刑。

  在小说中,像瓦勒诺这样惟利是图、寡廉鲜耻的暴发户,正在逐步取代贵族成为社会上最有权势的人。而作者称这类暴发户为“社会的蟊贼”,“百倍地有害于社会”,很像对人们的警告。小说的描写揭示出,作者虽然强烈反对贵族恢复专制制度和贵族特权,但同时也担心暴发户的崛起会使贵族精神(荣誉感、崇高感、献身精神以及学养和修养等等)消亡,从而导致社会的彻底腐败。

      米琴为财新网专栏作者,比较文学博士,曾于美国的大学教世界文学,出版过《爱情十九谭》等中文著作,阅读更多专栏文章,请移步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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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宇 | 版面编辑: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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