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月明珠有泪——读加沃蒂著《肖邦传》

　　 首先，它是两人的艺术感在冥冥中的契合。这种契合是波德莱尔在《契合》一诗中所描绘的那种感觉：

　　 有如远方的漫长的回声

　　 混成幽暗和深沉的一片

　　 渺茫如黑夜，浩荡如白天

　　 颜色、芳香与声音相呼应（梁宗岱译文）

　　 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契合唤醒了肖邦：“我弹琴时，她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睛。那音乐悲哀，是多瑙河的传奇，我的心和她在一起舞蹈……而她的眼睛，那忧郁的眼睛，独一无二的眼睛，它们在说些什么？她靠在钢琴旁，她热烈的目光淹没我……奥罗尔，多么迷人的名字。”这种艺术上的两心相知，使桑与肖邦的关系成为创造伟大作品的契机。

　　 加沃蒂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

　　 在诺昂的一个晚上，她在他面前大谈乡村的宁静和自然的奇迹。

　　 “您说的这些多美啊。”

　　 “您觉得吗？那么把它变成音乐吧。”

　　 于是肖邦即兴演奏，乔治·桑站在他身边，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低语道：

　　 “加油，多么柔美的、天鹅绒般的手指。”

　　 乔治·桑自信地坦言：“他的钢琴向我揭示了他的思想，他的忧虑、困窘、胜利或痛苦，于是我理解他就像他理解自己一样。”这话大致可信。以至莫洛阿问：“谁知道，如果没有乔治·桑这只手抚在他的肩上，没有诺昂神奇的影响，肖邦在他短促的一生中，能否写出那么多杰作？”我们无法回答，只有神知道。

　　 其次，桑与肖邦的关系还有一个特殊之处，自从桑与肖邦相恋，她就有意识地让自己处于保护者的地位，强调她对肖邦的“母爱”。她一直称肖邦为她的第三个孩子，甚至在给肖邦母亲的信中，她也以母亲对母亲的方式谈论肖邦。桑对肖邦的爱充满牺牲与奉献的冲动。这种情感特征来自乔治·桑少女时代在修道院的信仰经历。她最爱读《使徒行传》，“殉道者的勇气和坚忍精神，适应了她的某种隐秘的感情”（莫洛阿）。深受圣·特蕾莎影响的桑，发誓要作个“累得要死的仆人，陵墓的清扫女工，搬运垃圾的女人”。在桑与肖邦共同生活的九年间，她确实无微不至地照顾肖邦，在日常生活中，像个保姆，在肖邦生病时，像个护士。爱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母爱的呵护。连苛责桑的加沃蒂也承认“在诺昂，一切都根据这种高级劳动所必需的便利妥帖安排。肖邦一定在那里处于最适宜于他的创作活动和静心冥思的境地”。

　　 但是情人之间不会有真正的母爱。因为真正的母爱是无条件的，不掺杂任何其他欲念的纯粹之爱。一个照顾病孩子的母亲绝少会抱怨病孩子不顺从她的意志，更不会因病孩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心意而弃绝孩子。这种无条件的奉献不要回报，一旦以母爱之名的奉献要求回报，这种母爱就是一种错觉，一种违背自然的情感关系。桑在她一生的诸多爱情冒险中，经常以奉献性的母爱开始，以移情别恋告终。与儒勒·桑多，与缪塞的恋爱就是例子。我们可以说，桑在爱情生活中的母爱角色，是精神分析学中所指出的“升华”(sublimation)现象。尽管升华有时会表现为“伪饰”，但这种心理机制在本能由潜意识进入意识的过程中，却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艺术家那里，它甚至会成为创造的原动力。这种升华给桑以创作的冲动，同时，“升华”夸大和固化了她的“自居”(identification)，使她以圣女/母亲的形象出现在与肖邦的情爱关系中。但这只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转化，并非现实中的自然关系。因而当肖邦公正仁慈地对待她的女儿索朗日时，她便觉得受到莫大的伤害，认为肖邦“背叛”，甚至不由自主地猜疑肖邦和索朗日的关系，产生疯狂的嫉妒心而与肖邦决裂。在这件事上，肖邦没有丝毫过错，只是他的磊落和善良遇到了混浊纷乱的心理纠缠。我宁愿从心理学而非道德的角度看待此一令人心痛的决裂。加沃蒂指责桑“虚伪”，却忽视了“升华”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与加沃蒂的分析稍有不同之处。

　　 最后，我们回到情爱关系的本质。即加沃蒂所说的“爱这个词的完整含义和后果”。桑一生追求完整意义上的爱，即相爱的人在精神与肉体上的完美契合。她的这个理想在她的杰作《莱丽雅》中作了尽情表述。只是莫洛阿告诉我们，不要读后来桑自己修订的本子，而要读1833年的最初版本。桑在书里借莱丽雅之口说出了她对爱的要求。

　　 我的身体被神秘主义的刻苦静修弄得衰弱……在我的精神和肉体之间，不知不觉出现了全面的分歧。

　　 我觉得感受到了肉体的爱情带来的心绪不宁和肉体的欲望越来越大的骚动。我极想一下子把他唤醒，抱在怀里，要求他亲抚。这种亲抚我尚不善于受用。

　　 我在一种说不出的感官快乐的波涛里游泳。

　　 我感到焦虑不安和模糊无力的欲望在刺激我，我觉得我还能爱。

　　 这些自白表达了女性主义先驱乔治·桑，勇敢地提出了女性肉体解放的问题。只是在现实中，在与肖邦的爱情中，她的这个愿望注定要受挫折。

　　 在肖邦那里，爱情与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关系不大。加沃蒂对肖邦的这个特点作了很好的分析：“肖邦以什么方式爱康斯坦斯呢？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女人，而是当作一个形象，或者干脆就是一种理念，一个唤起音乐和忧愁的由头”。“敬重妇人如偶像的诗人们，其内心深处并不真的渴望这些妇人，而是在想象中令她们栖身于无欲无望的涅槃之境。他们忘了这些有血有肉的尤物会嘲笑那些暧昧、摇摆的态度”。这种态度贯穿肖邦一生，这是潜隐在桑与肖邦关系中的病灶。桑终于明白，肖邦这个人“不能屈服于肉体的粗糙”，他甚至以为情人之间的性关系会“破坏那些美好的记忆”。这场看似因家庭矛盾引发的冲突与决裂，其深层原因可以从桑给朋友的信中发现蛛丝马迹：

　　 八年来，我像一个圣女般生活。

　　 我敢担保，他病得太重了，以致他的爱只能是柏拉图式的。

　　 九年来，感觉着生命的充盈，我却被系于一具尸体上。

　　 这压抑不住的抱怨，终于以索朗日的婚姻为导火索爆发出来。它很可以通过精神分析学加以解读。聪慧的乔治·桑也是一个病人，病得不比肖邦轻。

　　 读加沃蒂所提供的肖邦身体状况的细节，我们可以断定，由于严重的肺病折磨，他的肉体不足以承担肉体的所有职责。他的生命，如一支蜡烛，点燃并照亮家园的命运和美幻的王国，他的肉体便是这融化、滴落的烛泪，流淌、耗竭。他深知生命短促，甚至在他少年时就不断被死亡的念头所追逐。他仿佛下意识地知道他的天职何在，从而冷静而高贵地接受命运的挑战，奉献自己微薄的肉体于艺术的祭坛，在耗竭中创造永恒。桑以她特有的睿智看出了这点，她说“这是个太纤细、太美好、太完美的造物，难以长久存在于我们这个粗笨而沉重的人间”。桑曾爱过这个不属于人间的造物，却不能呵护他到生命的尽头，而肖邦却鲛人泣珠般地把自己的天才化作珍珠，留给自己的家园，亦留给他流寓的异乡。正如诗人希普雷·诺维德斯说：“多亏他，散落在野地里的波兰人民的眼泪，才得以清澈晶莹地聚集在人性的冠冕上。”

　　本文所用资料参考了《肖邦在巴黎》，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新星出版社；《乔治·桑传》，安德烈·莫洛阿著，郎维忠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的生活》，安娜•马丁-菲吉耶著，杭零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赵越胜为作者为人文学者，《燃灯者》一书作者，本文为加沃蒂著《肖邦传》中文版的代译序

　　《肖邦传》，[法]加沃蒂 著，张雪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