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的清流遗风

　　“思享家丛书”即将推出《问道者——周辅成文存》，我有幸先睹为快。读周先生的著作，不免会想起他们这一代学人。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疾风暴雨，几乎将他们连根拔起。如果说问学于民国时代的这批学人尚能稍葆中华文脉之绪余，而一边倒地学习苏联之后，他们的命运只能是“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姜白石·惜红衣》）。新时代移植过来的意识形态和中华人文传统扞格不入，传统士林的那一套伦理规范枝叶凋零，民国以来的这一代学人也是“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不过，周先生却有点特殊。虽然他也曾诚心诚意地“脱衣洗澡”，却总抹不掉古代圣贤点燃在心的那一点星火。他不像有些老先生，能横下心来“硬转”，总有点瞻前顾后，左右彷徨。有时心里也责怪自己“跟不紧”，可回来再读读圣贤书，索性下决心当个“不懂事儿”的人。他对那些摇摇摆摆、见风使舵的新潮人士，骨子里鄙夷得很。可天网恢恢，他也只能讷讷其言，顾左右而言他。他绝不去阿谀逢迎，主动趟浑水，自觉不自觉地坚持着那点清流风骨。就是这点清流的气质让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人依稀得见中华士人的身影。

　　“清流”一词不见于中华士林久矣。前些年，似曾见有“文化名流”对之痛加抨击。人在浊流，清流一词便格外刺目，让那些贪婪的眼睛不舒服。

　　所谓清流，指那些恪守儒家基本信条的士人。清流之名大行于汉末，但清浊流两分于士林，则早见于先秦诸子。孔子之斥“乡愿”为“德之贼”，而这些乡愿也有士人的面貌。荀子分辨更为详细，他所谓“古之仕士”“古之处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对士最明确的要求是“从道不从君”。士参与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仁义之道为依归。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确立的基本士则：士志于道。

　　在儒家眼中，道既代表一种形而上的终极价值，又代表个人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同时，又是修、齐、治、平的手边规则。可以说，道是士之生存的根本，远超过具体儒士的个人生命。

　　中国古代士人心中都不失清流理想，这就要求他们在道德操守上极重廉耻。一个读书人，一旦被清议视为“不入流”，视为“鲜廉寡耻”，就信义全失，无法立足士林。这是因为古之读书人有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为己任，不亦重乎？”弘毅之士，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因为在弘毅之士看来，君位无常，春秋嬗递，而惟有道至高无上，万古不变，统摄着逝水般的现实社会。在古人看来，从本体上论之，道高于势，士人岂可去高就低？

　　周先生的人格笃实方正，朴厚自然；他淡薄名利，嫉恶如仇；在学业上问道求真，知行合一，以宏扬人文理想为己任，在大事大非面前循道而行，这些特征都带着中华“士君子”的清流遗风。但是，中国古代士人中的清流并非完美的知识人，他们理性上的缺陷和个人道德操守上的完美并不相称。

　　在封建制度下，清流们的政治诉求只能依附于专制王权，他们烂熟于胸的儒家经典，能使他们成为“真君子”，但不能使他们成为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人。而周先生自幼打下了深厚的中学根基，深谙儒学经典中对士人操守和流品的要求，同时他问学于最具开放性与创造性的民国学术界，其学术视野是世界性的。

　　周先生是介绍康德《判断力批判》入中国的人，对康德哲学中的理性批判方法了然于心。他所受的现代哲学训练，使他具备了现代理性所要求的批判精神。同时，他所喜爱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教诲他把人类终极关怀放在心间。周先生的批判理性使他对社会与政治的关注贯穿着西方人文精神：求真、求爱、求正义，贯穿着由真、爱、正义所带来的美，以美的标准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批判的理性则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周先生服膺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希望自己能够学习高尚与公正，即学习政治学的人，必须有一个良好的道德品性。”（《尼各马可伦理学》）一旦我们个人向善的行为受到阻碍，坚持善的信念就成为了政治行为。而一个好的行为本身就值得追求。不要问我们能否成功，向善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幸福。

　　先生虽逝，故理犹存。读先生书，在学习思考中，回眸中华士林清流绝响，反思现代理性批判精神，难道不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本文为《问道者——周辅成文存》序言，作者为旅法学者。该书将于2012年2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