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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渡海传灯人

2016年10月11日 18:0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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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小小台湾一下子挤进两百万人,带来了许多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他们生存不易,只得辗转台湾各地,谋求生路。这是“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的时代

  杨渡

  台湾作家

  一九四九年,小小台湾一下子挤进两百万人,带来了许多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他们生存不易,只得辗转台湾各地,谋求生路。然而,这些飘零的生命,却未曾凋零,而是把文化的血脉,带到最偏远的角落,透过教育下一代,深深植入台湾这一片土地上。

  花果未曾飘零,文化落地生根

  他站上讲台的第一件事,是用慧黠的眼睛,把台下的同学扫一遍,直到每一个都安静下来,才略带调皮地笑着说:“现在我们开始上历史课。首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想照历史课本上写的讲,还是要听我讲真正的历史?”

  台下学生都是刚刚上了台中一中的高一新生,早上朝会时,我们才见识到高二、高三学长用集体的嘘声,如何把校长嘘下台,感受一种叛逆的精神,如今来这么一个带劲的老师,简直太令人兴奋了,异口同声说:“要听真正的历史!”

  “好,那你们把窗户关起来。不关也没关系,校长来巡堂的时候,你们就说是我要这么上的。”他微笑着说,“那,我们先来讲一讲,秦始皇这个私生子,是怎么变成皇帝的……”

  在那威权的戒严年代,皇帝等于领袖,领袖即是权威,敢说皇帝是私生子,那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却自自在在、无忌无讳地说起故事来。从秦始皇到先秦诸子、孔孟圣人,都一一破解,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

  对一个高中生来说,那是何等震撼的启蒙。蒙昧的历史,神圣的伟人,神话的圣人,像被阳光照亮般还原了他们本然的、凡人的面目。

  整个中国历史,那些枯燥乏味的人物姓名,那些无聊的战争地点,那些莫名其妙的朝代更迭,在他活灵活现的描述之下,突然都生动起来。

  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大陆正在搞“文革”,台湾还在“戒严”;大陆还在抓“国民党特务”,国民党还在“反共抗俄,光复大陆国土”;高中的教科书充满教条、口号和“伟大领袖的神话”,例如蒋介石小的时候看着水中的小鱼力争上游,就懂得立志向上的虚假故事。

  那真是石破天惊的一击,有如敲破蛋壳般打碎旧有的神话。这个叫齐治平的老师,一语打开了知识全新的窗口。不仅是知识,而是看世界的方法。我们学会了不迷信体制,不相信权威,反抗教条,学习独立思考的精神。那是“人本精神”的回归。他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还不只是讲课的内容,而是那一双充满批判精神、永远带着嘲讽笑意的眼神。

  他总是在讲完历史故事后,略带不屑地扬了扬桌上的教科书说:“你们看,这种课本,简直教人当傻瓜!”于是哈哈笑了。

  孤独离乡的他,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流亡,有东北汉子的傲骨和豪爽,也有流亡者永恒的沧桑。每天中午吃饭,喜欢喝一杯高粱酒,来上课时往往有几分微醺。他会喝上一大口茶,打开向北的窗户,让寒冷的风吹进来,再松开领口,迎着风说:“啊,北风,北风,你再吹,吹得多凉爽!”然后呵呵地自笑了。

  偶尔他会讲起抗战的故事,讲起日本人占领他的家乡,他几岁开始流亡,中国人如何抵抗日本鬼子,说到民间抗日的英勇,他还会唱上两句“大刀歌”。

  有一次,他和朋友吃饭,喝得多了,有些醉意,我们不想上课,就起哄要他唱歌。

  “好,这种天气,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北方的历史。在讲北方的历史之前,先唱一首北方的抗战歌曲吧!”他以一种专业艺术歌曲的唱腔,用嘹亮的歌声,高声唱起了《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

  那声音完全是专业的歌唱家的水平,高亢,嘹亮,唱得隔壁班的学生都无法上课,纷纷跑来我们班的窗口偷听。他们也不敢打扰,只是静静地,有如看见神人般地站在窗边睁大了眼睛。

  齐老师唱得入神,径自闭上了眼睛,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然而,我们都听得出来,那高音如此孤独,如此苍凉,仿佛一只苍鹰,在天空中盘旋,却找不到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乡,一个无家的游子,一个永远流浪的灵魂……

  歌声余音结束时,我们都不敢出声。我们已经看见他的眼角湿润,泪水静静流淌下来。他用大衣衣角拭去泪水,羞赧地微笑起来,说:“这唱歌要用感情,可是太用感情,也不太好呵,唱得都想家了……”

  他成了同学眼中的一则传奇,一个谜一样的人。传说,他是音乐才子,因有歌唱才华,本要保送他出国去学声乐,但他拒绝了,他认为当前中国最急迫的是救亡图存。要救亡图存,就得像医生探究病因,研究中国历史,找出中国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把病因从身体里消除,中国才有希望。所以他进入北大历史系。

  然而,抗战结束,国共内战,却让他流离迁徙,最后来到遥远的海岛上。一代才子,空有一身学问,却没那么多大学可以栖身,也去不了中研院,只有到台中找一间中学先落脚。

  传说,他还有一个北大校花的妻子,来了台湾后,因觉得没什么出路,就去香港当影星,两人没离婚,但分开了。传说他有一个女儿,很漂亮,像爸爸的潇洒,妈妈的美丽,已经去台北读大学……他寂寞教书,喝酒消愁。

  那一年我十五岁,一个台湾乡下的少年,从未看过北地风情,未曾了解战争的残酷,也未曾想见离别的忧伤、思乡的漂泊,却因了他的歌声,仿佛可以触摸般地体会到家国的忧思、战乱的流离,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在大历史的悲剧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才华,一种人文的风度和魏晋人物的狂放不羁。

  多年以后,每一个台中一中的学生说起齐治平,都印象深刻,无法忘怀。因为那是我们人生的启蒙阶段,而他开启了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考,批判的理性,人本的精神。

  不仅是他,台中一中还有不少作家老师:如诗人楚卿、小说家杨念慈、新儒家蔡仁厚等,而写作《巨流河》的齐邦媛也曾在台中一中教了十几年英文,他们成为高中学生仰望亲近的老师。

  不仅是台中一中,台湾著名书法家杜忠诰谈起他在台中师范读书时,因得识吕佛庭老师而改变了他的人生。以吕佛庭在画界的才华与辈分,原本应有大学或研究机构来聘请,然因一九四九年迁徙来台的学者、文人太多,他只能在乱世中,先谋一个教职栖身,再将一生艺术修为教与年轻的学子。

  当年的台湾,穷人家的孩子最好的出路是读书;读书最好的出路,就是读师范学校;因为它提供食宿,免学杂费,还给一点零用金。一个穷孩子,可以吃得上白饭(而不必吃地瓜签),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何况有零用金。所以师范学校往往是第一志愿。

  杜忠诰便是台湾彰化乡下佃农的子弟。他一生未曾想象会碰上国画、书法、水墨艺术,然而历史的大迁徙,却让他在师范学校遇上了吕佛庭,一个被张大千喻为继他之后最重要的国画家。他向吕佛庭习画,后来吕老师告诉他,不仅要作画,还要习字,于是他开始习书法,一生不辍,终而成为书法大家。

  如果不是一九四九年大迁徙,一个台湾乡下的穷孩子不可能有机会师事国画大师,更不可能走上书法之路。

  艺术家为人津津乐道者,还有吴学让之于嘉义中学、花莲师范学校,王攀元之于宜兰,李仲生之于台北二女中、彰化等等。

  水墨画家周澄,就读宜兰头城中学时受教于画家江兆申,自此影响了周澄的一生。后来江兆申投入溥心畬门下,转台北成功中学教书,转故宫工作,至故宫副院长退休。

  一九四九年,小小台湾一下子挤进两百万人,带来了许多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他们生存不易,只得辗转台湾各地,谋求生路。许多高学历知识分子低就于师范、中学、职业学校、小学等,他们分散在台湾中南部,甚至东部偏远的乡村,一如唐君毅说的,这是“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的时代。

  然而,这些飘零的生命,却未曾凋零,而是把文化的血脉,带到最偏远的角落,透过教育下一代,深深植入台湾这一片土地上。

  现在,许多台湾知名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在关键的中学时代,受到这些渡海来台的老师启蒙,在艺术熏陶下成长,终而自成一家。

  不管是艺文、医生、学界、政界的朋友,仿佛每一个人都可以举例说明他的成长过程中,在某一间中学、师范,总有那么一两个老师,曾带来关键性的影响。他们可能是来自北大、清华、杭州艺专、南京中央大学等等,无论过去如何辉煌,如何凄惶流浪,现在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教育领域默默奉献。

  一九四九年的大迁徙,给台湾带来威权政治、戒严时代、白色恐怖,却也带来无数的人才。他们当然不是当权者,否则不会散落各方,他们甚至是受苦的知识分子(例如殷海光、雷震),他们在台湾各地教育学子,默默奉献一生。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渡海传灯人。

  这些人对台湾文化社会进步的奉献,可能远远超过成名于外的人。谈台湾的中华文化根脉,绝对不能只是看见当政者的政策,而是要看见那些未曾被看见的根,那才是生命力深沉有力的地方。

  有大陆学者曾议论道: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之所以留下更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因为许多优秀的学者、知识分子、艺术家都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所以台湾的中华文化特别丰厚。

  然而,不要忘记了,是那些流浪于民间寻找生路的知识分子,那些苦苦挣扎于生存边缘的文化人,在流离失所的时候,不忘理想,不忘人文关怀,终于把文化根脉保存下来。

  更不要忘记了,还有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包括:文学作家、美学艺术、哲学思想、传统艺术等,多少大师留下来为重建新中国奋斗。然而,问题不在于有多少人才,而是那个时代,给人才留下多少可发挥的空间。

  原本,无论政治如何压抑,中国民间社会一直保存着创造的活力,蒋介石无法禁绝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反对声音,即是一证。

  台湾也不是没有压抑,只是蒋介石是著名的“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他无法独裁到底,民间终究可以为自由思想保留一点呼吸的空间。一九四九渡海的文化人,就是在戒严下的小小缝隙中,寂寞而默默地生长,终于在遥远的海峡之外的岛屿上,开出新的花果。唐君毅曾针对一九四九年之后,华人流落海外,飘零如落花,而于一九六一年写下《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引发海内外的广大回响。他还提出一个观点,流落世界的中华知识分子不能再有所依赖,必须“灵根自植”。

  然而,距离他写作五十几年后,我们回顾,才发现民族文化终究不同于经济、政治,它是需要有人,有生存的地方,有小小的学园,有可以教育孩子的课堂。有课堂,文化的根脉就可以存活下去,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在每一个生命的根底处,开出文明的花朵。

  每每想到唐君毅的那一句话,我就会想到台中一中的齐治平老师,以及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流落各方的文化人。辗转漂泊、流离失所、寻找安身立命的角落的一代人,未曾花果飘零,而是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大树,成为民族的“文化传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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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台静农──寂寞的生命典范

  第三节:姚一苇──美学的传灯人

  第四节:大历史的慈悲

杨渡

责任编辑:陆跃玲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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