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渡海传灯人

　　杨渡

　　台湾作家

　　一九四九年，小小台湾一下子挤进两百万人，带来了许多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他们生存不易，只得辗转台湾各地，谋求生路。然而，这些飘零的生命，却未曾凋零，而是把文化的血脉，带到最偏远的角落，透过教育下一代，深深植入台湾这一片土地上。

　　花果未曾飘零，文化落地生根

　　他站上讲台的第一件事，是用慧黠的眼睛，把台下的同学扫一遍，直到每一个都安静下来，才略带调皮地笑着说：“现在我们开始上历史课。首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想照历史课本上写的讲，还是要听我讲真正的历史？”

　　台下学生都是刚刚上了台中一中的高一新生，早上朝会时，我们才见识到高二、高三学长用集体的嘘声，如何把校长嘘下台，感受一种叛逆的精神，如今来这么一个带劲的老师，简直太令人兴奋了，异口同声说：“要听真正的历史！”

　　“好，那你们把窗户关起来。不关也没关系，校长来巡堂的时候，你们就说是我要这么上的。”他微笑着说，“那，我们先来讲一讲，秦始皇这个私生子，是怎么变成皇帝的……”

　　在那威权的戒严年代，皇帝等于领袖，领袖即是权威，敢说皇帝是私生子，那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却自自在在、无忌无讳地说起故事来。从秦始皇到先秦诸子、孔孟圣人，都一一破解，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

　　对一个高中生来说，那是何等震撼的启蒙。蒙昧的历史，神圣的伟人，神话的圣人，像被阳光照亮般还原了他们本然的、凡人的面目。

　　整个中国历史，那些枯燥乏味的人物姓名，那些无聊的战争地点，那些莫名其妙的朝代更迭，在他活灵活现的描述之下，突然都生动起来。

　　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大陆正在搞“文革”，台湾还在“戒严”；大陆还在抓“国民党特务”，国民党还在“反共抗俄，光复大陆国土”；高中的教科书充满教条、口号和“伟大领袖的神话”，例如蒋介石小的时候看着水中的小鱼力争上游，就懂得立志向上的虚假故事。

　　那真是石破天惊的一击，有如敲破蛋壳般打碎旧有的神话。这个叫齐治平的老师，一语打开了知识全新的窗口。不仅是知识，而是看世界的方法。我们学会了不迷信体制，不相信权威，反抗教条，学习独立思考的精神。那是“人本精神”的回归。他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还不只是讲课的内容，而是那一双充满批判精神、永远带着嘲讽笑意的眼神。

　　他总是在讲完历史故事后，略带不屑地扬了扬桌上的教科书说：“你们看，这种课本，简直教人当傻瓜！”于是哈哈笑了。

　　孤独离乡的他，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流亡，有东北汉子的傲骨和豪爽，也有流亡者永恒的沧桑。每天中午吃饭，喜欢喝一杯高粱酒，来上课时往往有几分微醺。他会喝上一大口茶，打开向北的窗户，让寒冷的风吹进来，再松开领口，迎着风说：“啊，北风，北风，你再吹，吹得多凉爽！”然后呵呵地自笑了。

　　偶尔他会讲起抗战的故事，讲起日本人占领他的家乡，他几岁开始流亡，中国人如何抵抗日本鬼子，说到民间抗日的英勇，他还会唱上两句“大刀歌”。

　　有一次，他和朋友吃饭，喝得多了，有些醉意，我们不想上课，就起哄要他唱歌。

　　“好，这种天气，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北方的历史。在讲北方的历史之前，先唱一首北方的抗战歌曲吧！”他以一种专业艺术歌曲的唱腔，用嘹亮的歌声，高声唱起了《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

　　那声音完全是专业的歌唱家的水平，高亢，嘹亮，唱得隔壁班的学生都无法上课，纷纷跑来我们班的窗口偷听。他们也不敢打扰，只是静静地，有如看见神人般地站在窗边睁大了眼睛。

　　齐老师唱得入神，径自闭上了眼睛，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然而，我们都听得出来，那高音如此孤独，如此苍凉，仿佛一只苍鹰，在天空中盘旋，却找不到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乡，一个无家的游子，一个永远流浪的灵魂……

　　歌声余音结束时，我们都不敢出声。我们已经看见他的眼角湿润，泪水静静流淌下来。他用大衣衣角拭去泪水，羞赧地微笑起来，说：“这唱歌要用感情，可是太用感情，也不太好呵，唱得都想家了……”

　　他成了同学眼中的一则传奇，一个谜一样的人。传说，他是音乐才子，因有歌唱才华，本要保送他出国去学声乐，但他拒绝了，他认为当前中国最急迫的是救亡图存。要救亡图存，就得像医生探究病因，研究中国历史，找出中国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把病因从身体里消除，中国才有希望。所以他进入北大历史系。

　　然而，抗战结束，国共内战，却让他流离迁徙，最后来到遥远的海岛上。一代才子，空有一身学问，却没那么多大学可以栖身，也去不了中研院，只有到台中找一间中学先落脚。

　　传说，他还有一个北大校花的妻子，来了台湾后，因觉得没什么出路，就去香港当影星，两人没离婚，但分开了。传说他有一个女儿，很漂亮，像爸爸的潇洒，妈妈的美丽，已经去台北读大学……他寂寞教书，喝酒消愁。

　　那一年我十五岁，一个台湾乡下的少年，从未看过北地风情，未曾了解战争的残酷，也未曾想见离别的忧伤、思乡的漂泊，却因了他的歌声，仿佛可以触摸般地体会到家国的忧思、战乱的流离，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在大历史的悲剧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才华，一种人文的风度和魏晋人物的狂放不羁。

　　多年以后，每一个台中一中的学生说起齐治平，都印象深刻，无法忘怀。因为那是我们人生的启蒙阶段，而他开启了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考，批判的理性，人本的精神。

　　不仅是他，台中一中还有不少作家老师：如诗人楚卿、小说家杨念慈、新儒家蔡仁厚等，而写作《巨流河》的齐邦媛也曾在台中一中教了十几年英文，他们成为高中学生仰望亲近的老师。

　　不仅是台中一中，台湾著名书法家杜忠诰谈起他在台中师范读书时，因得识吕佛庭老师而改变了他的人生。以吕佛庭在画界的才华与辈分，原本应有大学或研究机构来聘请，然因一九四九年迁徙来台的学者、文人太多，他只能在乱世中，先谋一个教职栖身，再将一生艺术修为教与年轻的学子。

　　当年的台湾，穷人家的孩子最好的出路是读书；读书最好的出路，就是读师范学校；因为它提供食宿，免学杂费，还给一点零用金。一个穷孩子，可以吃得上白饭（而不必吃地瓜签），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何况有零用金。所以师范学校往往是第一志愿。

　　杜忠诰便是台湾彰化乡下佃农的子弟。他一生未曾想象会碰上国画、书法、水墨艺术，然而历史的大迁徙，却让他在师范学校遇上了吕佛庭，一个被张大千喻为继他之后最重要的国画家。他向吕佛庭习画，后来吕老师告诉他，不仅要作画，还要习字，于是他开始习书法，一生不辍，终而成为书法大家。

　　如果不是一九四九年大迁徙，一个台湾乡下的穷孩子不可能有机会师事国画大师，更不可能走上书法之路。

　　艺术家为人津津乐道者，还有吴学让之于嘉义中学、花莲师范学校，王攀元之于宜兰，李仲生之于台北二女中、彰化等等。

　　水墨画家周澄，就读宜兰头城中学时受教于画家江兆申，自此影响了周澄的一生。后来江兆申投入溥心畬门下，转台北成功中学教书，转故宫工作，至故宫副院长退休。

　　一九四九年，小小台湾一下子挤进两百万人，带来了许多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他们生存不易，只得辗转台湾各地，谋求生路。许多高学历知识分子低就于师范、中学、职业学校、小学等，他们分散在台湾中南部，甚至东部偏远的乡村，一如唐君毅说的，这是“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的时代。

　　然而，这些飘零的生命，却未曾凋零，而是把文化的血脉，带到最偏远的角落，透过教育下一代，深深植入台湾这一片土地上。

　　现在，许多台湾知名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在关键的中学时代，受到这些渡海来台的老师启蒙，在艺术熏陶下成长，终而自成一家。

　　不管是艺文、医生、学界、政界的朋友，仿佛每一个人都可以举例说明他的成长过程中，在某一间中学、师范，总有那么一两个老师，曾带来关键性的影响。他们可能是来自北大、清华、杭州艺专、南京中央大学等等，无论过去如何辉煌，如何凄惶流浪，现在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教育领域默默奉献。

　　一九四九年的大迁徙，给台湾带来威权政治、戒严时代、白色恐怖，却也带来无数的人才。他们当然不是当权者，否则不会散落各方，他们甚至是受苦的知识分子（例如殷海光、雷震），他们在台湾各地教育学子，默默奉献一生。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渡海传灯人。

　　这些人对台湾文化社会进步的奉献，可能远远超过成名于外的人。谈台湾的中华文化根脉，绝对不能只是看见当政者的政策，而是要看见那些未曾被看见的根，那才是生命力深沉有力的地方。

　　有大陆学者曾议论道：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之所以留下更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因为许多优秀的学者、知识分子、艺术家都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所以台湾的中华文化特别丰厚。

　　然而，不要忘记了，是那些流浪于民间寻找生路的知识分子，那些苦苦挣扎于生存边缘的文化人，在流离失所的时候，不忘理想，不忘人文关怀，终于把文化根脉保存下来。

　　更不要忘记了，还有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包括：文学作家、美学艺术、哲学思想、传统艺术等，多少大师留下来为重建新中国奋斗。然而，问题不在于有多少人才，而是那个时代，给人才留下多少可发挥的空间。

　　原本，无论政治如何压抑，中国民间社会一直保存着创造的活力，蒋介石无法禁绝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反对声音，即是一证。

　　台湾也不是没有压抑，只是蒋介石是著名的“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他无法独裁到底，民间终究可以为自由思想保留一点呼吸的空间。一九四九渡海的文化人，就是在戒严下的小小缝隙中，寂寞而默默地生长，终于在遥远的海峡之外的岛屿上，开出新的花果。唐君毅曾针对一九四九年之后，华人流落海外，飘零如落花，而于一九六一年写下《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引发海内外的广大回响。他还提出一个观点，流落世界的中华知识分子不能再有所依赖，必须“灵根自植”。

　　然而，距离他写作五十几年后，我们回顾，才发现民族文化终究不同于经济、政治，它是需要有人，有生存的地方，有小小的学园，有可以教育孩子的课堂。有课堂，文化的根脉就可以存活下去，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在每一个生命的根底处，开出文明的花朵。

　　每每想到唐君毅的那一句话，我就会想到台中一中的齐治平老师，以及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流落各方的文化人。辗转漂泊、流离失所、寻找安身立命的角落的一代人，未曾花果飘零，而是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大树，成为民族的“文化传灯人”。

　　台静农──寂寞的生命典范

　　台静农是一九四六年渡海来台的学人，他是另一种生命典范。

　　大约一九八三年，《现代文学》复刊，因为朋友的推荐，我和白先勇见了面之后，成为它的执行编辑。当时白先勇想做一期鲁迅百年专辑，而台大教授台静农先生早年与鲁迅有过交往，被鲁迅视为入室弟子，因而由我去采访他。

　　从许多人的口中，我大约知道了他曾是鲁迅的得意门生。当年他先是到厦门谋教职，但似乎不顺利。一九四六年十月在许寿裳的邀请下，来了台湾，在编译馆工作，又随许寿裳至台大中文系任教。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许寿裳被砍杀身亡，案子疑团重重，凶手根本缺乏行凶动机。公布的数据是被暴徒所杀，但知识界的许多人认为是极右翼的特务所为。自此之后，他沉静少言。尤其一九四九年之后，他等于是在枪管下度日，以教授古典文学，饮酒挥毫，过着寂寞而沉静的日子，直到晚年。他的书法以沉郁顿挫、落拓潇洒、内敛含光而知名，但仍难掩其抑郁难伸之志。

　　我的任务是：让这一位老先生愿意开口说话，重新说一说和鲁迅的交往。许多人都说不可能，因为他已沉默了一生。但我总想试一试。

　　见面之前，我准备了翻印的鲁迅小说《呐喊》和《彷徨》，灰色的封面上是鲁迅面容的木刻版画。简单的线条，刚毅的面容，坚定而悲悯的眼神，往往让我想起鲁迅写小说当时，那个无知、荒谬、悲哀而又战乱的家国。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台静农老师住温州街台大教授宿舍，前有小小的院子，日式的平房，他起身迎了客人，就坐回他堆满书籍、画册、字画、毛笔与墨香的书桌前，一张大大的、有些破旧的老藤椅上。秋天的阳光从窗外射落下来，光影错落，映着泛黄的墨香。

　　我看着他灰白的头发，壮硕而微微龙钟的体态，想到这个生命的青春时代，曾和鲁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一起奋战，写下那些写实而动人的小说，让鲁迅怀抱了多大的期望，如今却坐在这里，用大寂寞和大孤独的心，在古老的书道艺术中，一个字一个字，书写无人可以了解的心事。

　　他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我，温厚地微笑着。我从书包里拿出鲁迅的两本小说，说：“这是台湾新翻印的鲁迅小说。台湾查禁很久了，现在是一些人偷偷翻印出来，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

　　“没看过。看看吧！”我递上了书。他默默戴上眼镜，拿着书，微微倾斜身体，就着下午的日光，无声地端详着。然而，他并不翻动书本，也不动身体，只是看着封面上的木刻版画鲁迅的像。

　　许久许久，他没有作声。我不敢惊动，只是默默陪他坐着。不知道是不是下午的光慢慢地斜了，透过树影，照在书桌、地板的书籍上，反光映着他的脸，光线竟有点明亮起来。他的眼神，片刻也未曾移动，只老花眼镜上的余光，在反光中，微微发亮。

　　不知过了多久，他恍惚转头看我一眼，又回头看着书，半晌，才仿佛自语地慢慢说：“有点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点。他比较瘦。眼睛更有神……”

　　然而他又沉默了。我问他，有多久没看过鲁迅的小说集了？“很久了。”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被他记忆的深远给镇住了，我没能请动他写鲁迅的回忆，也没能请他谈一谈和鲁迅的交往。我仿佛怕打扰他自己和鲁迅的对话一般，慢慢沉静下来。“太久了，我和他只是淡淡的君子之交，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台静农先生淡然说。

　　多年后，我在鲁迅的日记中，读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鲁迅致王志之的信里，写着：“静农事，殊出意外，不知何故？其妇孺今在何处？倘有所知希示知。此间报载有教授及学生多人被捕，但无姓名。”

　　当时王志之是北京第一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文学杂志》的编辑。台静农是于十二月十二日被捕的，当时的报纸是指上海《申报》，报道了“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

　　鲁迅不止为台静农忧，更为他的妇孺忧。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下，台静农等教授学生不久获释。一个多月后，鲁迅致台静农一信：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申年元旦开笔大吉并祝

　　静农兄无咎

　　迅顿首（一月二十六日）

　　诗中写的是当时军阀拥护在上的大将军（似乎暗喻蒋介石），军阀如雷霆般荼毒学生教授，灭亡下民；惟有租界，竟如无事一般，依旧打牌过日子，仿佛两个世界。鲁迅用他特有的反讽与悲愤，比喻台静农被逮捕一事，却又淡然地说：“开笔大吉”并祝他“无咎”，言下不无勉励他要继续好好写作的意思。只是他出之以淡淡的口吻，两人间的情谊和默契，信任和期许，尽在不言中。后来，台静农南下厦门谋教职，几度碰到困难，曾和鲁迅讨论过。鲁迅也是同意的。之后，鲁迅有意提倡版画，大量收集中国传统的拓片，台静农也尽心地各处收集，寄给他。两人间的交往，只是这样一种知识的、信念的相通。

　　那时我才相信台静农先生对我说的，他和鲁迅的交往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说的，只是一种“淡淡的君子之交”。当时我还半信半疑，总以为他是有意的沉默，不愿意重回记忆的痛处。然而，读了鲁迅的信，我终于了解，这世界确实存在这样的君子，这样的深情，这样的重义。

　　一九四八年许寿裳被暗杀前日记中曾提及和许广平通信：

　　海婴来台甚善，入学读书，当为设法，可无问题（现已修毕何学年，盼及）。舍间粗饭，可以供给，请弗存客气，无须汇款。此外如有所需，必须汇款，则小儿世瑛本每月汇款至小女世管处，可以互拔也。大约何日成行，务望先期示知，当派人持台大旗帜在基隆船埠迎候。

　　（1948年1月15日）

　　得廿四来书，知海婴行期，须俟阴历年外再定。现值台北雨季，气候转变较剧，索性俟雨季过后（约三月底止）为宜，因霁野、何林两夫人每当此季均病气喘，未知海婴曾患此否？如本无此恙，则可不以为意。

　　（1948年1月31日）

　　一月底他们通的信，二月十六日，许寿裳的办公室被偷了薪水和脚踏车，十八日那一天下午，台静农和魏建功还去找许寿裳聊天，晚上他竟被杀了。

　　许寿裳之死与鲁迅想托许照料儿子有没有关系呢？这无从追究了。周海婴来台之事就此作罢。这所有内情，台静农内心应有所感所知罢。

　　台静农一篇极其压抑的追思文：“我现在所能记下的只是与先生的遇合，所不能记下的，却是埋在我心里的悲痛与感激。先生之关心我爱护我，远在十几年以前，而我得在先生的左右才几个月。这些天，我经过先生的寓所时，总以为先生并没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样的，从花墙望去，先生正静穆地坐在房角的小书斋里。谁知这样无从防御的建筑，正给杀人者以方便呢？虽然先生的长厚正直与博学，永远地活在善良的人们心中的。”

　　然而这一切都只能压抑在内心，成为酒后的书香与墨香，愈沉愈重，终归成为他的书法那种落拓的潇洒，浓郁的顿挫。

　　故事并未结束，二〇一二年，文学评论家施淑出版文集的序文中提到，启蒙时期的她，在大学里彷徨求索的时候，有两个人出来指引她的方向：许世瑛和叶嘉莹。在她的叙述中，有一条人文的血脉，静静在台湾的文化脉络里存在。

　　在孤独彷徨的摸索过程中，能够缓解我内心的恐惧，帮助我对文学史禁区继续保持探求欲望的是课堂上，像奇迹一样出现的，渡海来台的师长们的一些言谈和信息。其中，最使我感激和无法忘怀的首先是系主任许世瑛老师。

　　许世瑛老师是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的长公子，因为这缘故，透过传闻，我们约略知道光复后来台筹组台湾省编译馆，为台湾复归中国文化付出巨大心力的许寿裳先生，来台两年后离奇不幸的死亡与他在台传播推介鲁迅思想及文学的关联。也因为这缘故，当许世瑛老师有次在课堂上谈到他求学的过程，无视于白色恐怖，让我们惊讶不已地以庄重尊敬的口吻，坦然提及小时为他开蒙、教他认字的是鲁迅先生，而后又借给我当时被列为禁书的《闻一多全集》，要我用心阅读学习。就这样，在我心底，那被恐共反共教育横暴地阻绝了的鲁迅所代表的文学世界，于是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同样让我感激和无法忘怀的是带领我在图书馆角落找到《中国新文学大系》，让我惊喜地发现台静农老师年轻时写的《红灯》《蚯蚓们》等小说的叶嘉莹老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次杜甫诗课上，读杜甫的长诗《乐游园歌》，当讲解完这首诗的结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叶老师突然从唐朝转过身，在黑板上抄了一首没有标题、没有作者，只注明“近人作”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除了比较这首诗的结句与千年前杜甫的感怀，叶老师还要我们特别注意诗中蕴含的强烈情思。而这首让我感觉不寻常的、谜样的“近人作”的诗篇，直到我后来到加拿大读书，才在图书馆里赫然发现是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诗。

　　文化是怎么传承的，谁都难以估量，它是涓涓细流，是寂寞伏流，是沙漠里的潜流，却在暗中浇灌许多小苗，直到多年后，人们才知它会长成一片森林。而这些涓涓细流，一定还有许多许多，它存在人的记忆里，在台湾文化的血脉中。

　　二〇一三年，为了《台湾文学朗读》的节目，我访问了白先勇，谈及当年他要做鲁迅专题时，特别要我去采访台静农的往事，他笑着说：“当时就知道很难。他是一个沉郁太久的人呐。”

　　“可是他让我看见一种风范，一种民国文人，君子之交的情义。真好！”我感激说。

　　那时我再度想起很遥远的那个下午，当台静农先生看着鲁迅小说集上的版画，恒久恒久地沉默着，眼神定格，记忆出神，缓慢地说出：“有点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点。

　　他比较瘦。眼睛更有神……”

　　我无法遗忘那个下午，那记忆的沉静的眼睛，曾闪动着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遥远而动人的光。

　　姚一苇──美学的传灯人

　　在我思考着“一九四九，渡海传灯人”的主题时，曾与文化界的朋友谈及一些艺术文化的传承者，尤其是默默然隐名于乱世，不与当道同流而在民间深植文化根脉者，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当得上此“传灯者”莫过于姚一苇。

　　那时，我便想起了他兴隆路的家中，一盏灯下，他拿着笔记，我们六个学生默坐两边，听他谈论戏剧、艺术的理论，他的背后，有一幅旧旧的门帘，写着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问他从何而来，他笑言：“是日本人做的，他们特别地崇拜鲁迅呢！”

　　这大约也是他的生命的写照吧。我在心中想。他上课是极其严肃的，讲课从不闲言闲语，也鲜少笑话举例，我知道他与文坛作家都熟，却也不敢多问。但中间休息时，他会抽着KENT烟，淡淡的烟草味，烧得特别快。秋冬之际，那山上总吹着凉凉的夜风。

　　一九六〇年代，姚一苇曾住台北县中和，那是尉天聪、陈映真、施叔青、黄春明等作家，早年最熟悉的地方。但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搬到了木栅兴隆路，靠山坡的一排小楼中。它的前面有一小停车场，我总是把摩托车停在这里，抽根烟，望着山坡下的风景，想象姚老师天天不懈地研读美学著作，把最艰深的美学理论化为系统，一个一个地讲授出来。从最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历经古典时期，到艰深无比的康德、黑格尔的辩证法，甚至到最新的苏珊•桑塔格。严严谨谨，一个思想一个体系，互相影响，彼此激迭，慢慢教下来，从来不紊乱，也不会被哲学的主体客体之争卷入抽象的无底洞，做学问到了这地步，真是让人无比佩服。而偏偏，他的工作是最无趣的银行研究工作。白天是银行的数字，晚上是美学的体系，我实在很难想象，周旋在这两大行星系之间，他要如何维持这种“银行家与美学家的双面生活”。

　　但他一直平衡得非常好，更传奇的是，他还可以创作。后来我和陈映真谈及姚老师，他正色而带着敬意地说：

　　“严谨的学者，挺直的风骨，一流的学问，一流的创作。”他说，姚老师曾为了政治原因被关过，出来以后，远离

　　政治，想在银行终老，是许多年轻作家用创作把他“引诱”出来了。“姚老师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人，他会创作，有艺术的热情，非常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想什么。”

　　姚老师去世后，陈映真曾写一篇文章《暗夜中的掌灯者》追念他：

　　早在一九四六年，姚一苇先生带着家眷东渡台湾。他也许只想怀璧隐晦，在台湾平静地生活，度过一生。然而，经受不住文学、艺术和戏剧对他的召唤，在台湾战后交织着冷战和内战的荒芜的岁月里，历史终竟让姚一苇先生成了在暗夜里掌灯、让荒原绽开点点鲜花、让沉寂的旷野传出音乐的人。

　　对于我们在六〇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一代人；对于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六○年代写成的作品，姚一苇先生的存在，是极为重要的。

　　几次到兴隆路上姚先生公馆，看见楼下书房的门口挂着蓝底白字的布帘，印有鲁迅手迹著名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姚先生有很强的原则性和自尊心。姚先生有脾气，爱憎很强。但对于创作、对于好的创作者、好的创作品，却有一份超越年辈、不问教养背景的由衷的悦服、喜爱和维护。他对才华、对有才华的人总是热情对待，珍爱有加。姚先生总是真诚地把年轻作家摆在和已有定评的中外大作家等身高的地位对待，并且真挚地爱护和奖掖后进，却从来不曾为自己拉帮结派。

　　在六〇年代初登文坛的我们这一代作家，如今也是六十上下初老的人了。到这时，回想当年守在我们身边的姚老师，心中充满了激动和感谢。

　　我有幸和姚老师结识，和自己叛逆的个性有关。大学毕业，既不想就业，又不愿读那种声韵训诂的老学究中文所，看来看去就只有一个艺术研究所，由戏剧创作者姚一苇先生当所长，或可容纳我这种叛逆者。于是认真读了几个月的戏剧书。当然也把姚老师的著作，有关美学、戏剧、艺术论等，都找来研读。笔试不知道，口试的时候，姚老师只是淡淡问了我是不是得到过时报文学奖。我有些不好意思，回说是啊，只是长诗。

　　“诗写得不错。”他微笑着说。看样子，我是因为创作而被录取的吧。

　　在他家上课时，他总是有些歉疚地说，因为妻子生病了，我们人少，就麻烦大家来这里上课。然而，在他家那安静的环境中，听着美学、艺术论的思想体系，竟反而非常清晰。我们还有一个共同嗜好，是课堂休息中间，抽一根烟。他习惯抽KENT，我习惯抽长寿。有一次，他看我发呆没抽烟，忽然想起来说：“你要不要抽一根试试？”

　　我抽出一支，歉意笑说：“呵呵，出门忘了带。”

　　“要多写一写，年轻的时候，有才华是好的，但要懂得珍惜，善用才华，好好写作，不要浪费了力气。”他语重心长地说。

　　“会的，要好好地写作。”我许诺说。

　　然而自己终究投入一九八〇年代的社会运动洪流之中，日渐地远离文学创作，转向报道文学和新闻工作，并且无法抵挡爱流浪的天性，选择了一个可以“合法流浪”的职业，在《中国时报》工作了二十几年。

　　姚老师曾在我一九八九年采访大陆后，担心我的安危，写来一封短信，之后便因工作的流浪飘荡，很少联系了。

　　然而，当我和文化界的朋友说起“一九四九渡海传灯人”的理念时，许多人都提起了姚一苇老师。他们说，台湾的“美学传灯人”，惟有姚老师。不仅是美学，他的“文学信仰”是少见的。陈映真是最好的见证：

　　这漫长的六○年代，政治上是严酷的，思想上僵硬封闭，知识上狭隘肤浅。在这国际冷战和中国内战的双重构造下的精神的荒原里，姚先生对于文学、艺术和戏剧的近乎宗教的、纯粹的信仰，不但使他能怀璧而隐，又能使他带着一代年轻的艺术家，悠游在审美世界，让各个怀有不同才华的作家不因时代的闷局而窒息，从而胜过了一时代的荒废和恐惧，欣然成长和茁壮，在六○年代留下重要的、喜人的文学作品。

　　当然，姚先生对文学艺术的专念，又绝不是逃避乱世的手段。他相信文学艺术是文学艺术家的人格的显示。伟大、崇高的文学艺术作品，表现伟大的人格。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必须相信人，关怀人类的命运，对人类有真诚的信守。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艺术是人类在精神、文化上最崇高的成就之一，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和骄傲。在三〇年代成长，怀璧东渡的知识分子姚一苇先生，能隐乎乱世而不屈，在没有学院、机关、派阀支持下，独自走出一片朗朗的天地，依仗的恐怕就是他对于文学艺术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真诚而纯粹的信仰罢。

　　大历史的慈悲

　　一九九六年，我初次见到一位从西藏边境来的那仁波切，密宗知识非常匮乏的我，实在很难相信，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位高僧。平凡无奇的模样，风尘满面的皱纹，僧服也不像某些法王般鲜亮，甚至有些老旧，惟有他的容颜，不仅毫无宗教的庄严感，反而带着母性的慈悲，仿佛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他教了三个多月的打坐，并未使愚鲁的我有所觉悟，直到有一次课后的闲谈中，我不能免于采访好奇的习性，问起他此生中不断修行，有没有最感动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他的回答让人惊讶，居然是“文革”时期。“文革”时，他只是一名小小的僧人，从偏远的地方寺庙，被抓到拉萨的监狱，关在里面六年。当时各地的密教老师，都被抓来拉萨监狱集中关押。原本隐藏在各个名山大寺的大师，一时云集。因此，很可能一个求道者穷尽一生，踏破铁鞋无处觅的一代宗师，竟天天一起静坐于此，共此同囚的命运。他不费吹灰之力，碰到了最多最好的老师。

　　牢中岁月长，也没有经籍可阅读，只能悄悄口授。靠着大师背诵经籍，他用监狱能买到的普通笔记本，记下能记录的典籍，听了此生中最难得的传经课。在这艰难的时刻，这些大师不知未来命运如何，怕一生所有功力失传，便毫无保留地把知识和修行心得一一传授。

　　“那是我最好的大学。”他微笑着说。“那些笔记本，你在监狱里的学佛笔记，还在吗？”我问道。心想，那些高僧一生不会轻易说透的学问，尽在于此，他能不能整理出来？

　　“啊，都还在。”那仁波切微笑了。

　　他回到书房中，小心翼翼地从行李里，拿出一份用珍贵丝绸布料，层层包裹起来的东西。金黄、浅蓝、深红、深蓝，他一层一层打开丝绸，最后终于显露而出的，不是精装的书本，而是巴掌大小、破破旧旧、仿佛沾了许多汗水而变成褐土色的几本笔记本。那“文革”时期的纸张非常粗糙，薄而又薄，仿佛极易碎裂，书本的上面还写着“工作日记”的红字。

　　我拿起来翻阅时，他珍惜无比地说：“小心一点，不要太用力，那时候连纸都买不到，只有这种笔记。”

　　那小小笔记本，写着我无法辨认的藏文，却是他每天念经背诵的功课，那就是他在牢中，用来记载大师授课经籍内容与心得的唯一笔记。被翻得破破烂烂的小纸本，就是他此生最珍惜的宝物，永远随身携带，永远感念。

　　“你这样受苦，会不会有仇恨？”旁边一个朋友问。他微笑着说：“怎么会？虽然受了许多迫害，在监狱坐了六年的牢，但却意外让大师集中起来，让我们一起学习，讨论，互相印证，这才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历史竟是如此的反讽，如此地辩证前行！一个以反对宗教迷信而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反而促成了宗教大师的大集合、大传授、大印证。它证明了古老的格言：最黑暗的地方，也是最好“传灯”的所在。

　　法鼓山圣严法师在世时，也曾谈到他要感谢国共内战。很多人不解何意。他说，因为如果不是国共内战，国家分裂，他不会随“国军”来到台湾，很可能只是大陆一个什么山上的小和尚，就不会有后来的他，去日本留学，去美国传法，更不会创立法鼓山，为台湾社会做更大的奉献。最初是有伤害的负面力量，经过生命的转化，最后反而变成让人逆风飞翔、翻转前行的力量。不仅是内战，他对生命中曾伤害过他的人，也永远心存感恩，因为那是一种激励的动力。

　　若非一九四九年的大动荡、大迁徙，不可能为台湾带来全中国各地的知识精英，让所有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在一个小小岛上，互相激荡出创造的火花。

　　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殷海光、周德伟等人，他们忍受个人的痛苦、寂寞、压迫，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灯人”。即使他们被蒋介石的戒严体制所迫害，但他们仍勇敢传灯，把民主自由的灯火，传到了台湾。胡适与雷震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雷震还曾与台湾的党外人士李万居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终于被捕入狱。但党外人士组织政党的香火未曾断绝，一九八六年，民主进步党终于成立，当时参与者傅正，即是雷震时代《自由中国》的编辑兼组党的参与者。

　　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周德伟（留学英国时曾为哈耶克的学生），当年与殷海光、张佛泉、夏道平等人，每两周在其家中聚会讨论一次，传扬哈耶克思想不遗余力，他曾翻译了八十万字的《自由宪章》一书，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殷海光因为政治压迫，失去台大教职，郁郁以终；而周德伟退休后去了美国，远离政治闷局，独自撰写回忆录；但他的家却成为美丽岛事件后，许多文化人聚集的茶馆，他的儿子周瑜创办紫藤庐，对美丽岛事件后的苦闷时代，起了聚集、讨论、互相帮助的作用。

　　如果不是《自由中国》，如果不是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代一代地传灯，台湾会不会有后来的党外运动和组织政党，甚至而有民主化的改革契机呢？

　　一个最坏的时代，却也会带来希望；一个最动荡的时空，会把土地翻转过来，会让无数人死生以之，却也会让沉埋的种子，从地底翻出来，让无法被掩藏的生命力，再度生长起来！

　　大历史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慈悲。虽然在历史转变的当下，战争与饥饿，斗争与死亡，会带来毁灭和伤害，无数生灵涂炭，人性受尽摧残。但从长远看，穿过那些苦难，穿过那些幸存的生命，穿过时代的暗夜，那暴力所不能消灭的，恰恰是人性的希望，文明的血脉。中华民族的花果虽然飘零，却也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在新天地，成就一树繁花。

　　是啊，苦难可以杀灭人，但它只能消灭肉身，它不能消灭希望。一如穿过一九四九年的流离迁徙，却也带来转变历史的文化之根，带着时代的巨轮，轰轰然朝向最初未曾预料的方向前行。

　　一如我们展开一层层的布衣，让人看见一卷战乱年代，带着血水与汗水的、最古老的人性经籍。

　　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人们；那样不死的理想主义者，那样花果飘零下的文化传承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九四九，渡海传灯人”。

　　本文收录于杨渡《暗夜传灯人》，该书为财新“思享家”系列图书之一，将于2016年9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