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土方与下象棋

陈嘉映|文

一

　　我们做一件事，似乎都有个目的，所做的事情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我买彩票，是为了撞大运赢大奖；我扛麻袋、挖土方、糊火柴盒，是为了挣工钱。不是我喜欢挖土方，为了挣工钱，我不得不挖。工头的儿子结婚，工头高兴，说今天你不用挖了工资照付给你，我多半不会非挖不可。

　　但目的-手段只能解释某些人类行为，因为，首先有些人类行为似乎并没有什么目的。睡前看会儿电视，有什么目的吗？睡觉有目的吗？生理学家说，睡觉是为了恢复体力。这里的“为了”更多指功能而不是目的。反正我们平常不大会说到睡觉的目的，大概只说，困极了，得睡了。

　　我好下围棋，下棋的目的是什么？古力下棋，也许有个目的，得冠军，赢大笔的奖金。棋而优的确可能带来名利，可真惭愧，我们街头老头儿下棋，无望得到任何奖金，白白搭出时间精力。但我还是要在街头跟人下棋，而我若挣不到工钱，很少会去挖沟或糊火柴盒。教育家也许主张下棋有益智的功效，但那是功效，不是我下棋的目的——即使下棋无助于益智，我还是会去下棋，我就是喜欢下棋，就图个乐子。

　　做什么事儿都非要有个目的，不仅自己活得太费劲，连旁边的人都会感到过于紧张。紧张得要命，我们不禁要问：说到头来，人的整个一生有什么目的？好像连功能都没有。

　　目的-手段这个解释框架，还会带来另一些困难，有些还蛮严重。目的正当，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将军的目的是保持士气，骗士兵说援军马上要到了，虽然他知道援军还离得远着呢。这样做是否正当，古人就开始讨论。为了建成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目的，人们曾采用好多不那么美好的手段。这是我们自己经历过来的。当然，“不择手段”这个成语有点儿贬义，咱们可换成“为达到正当目的而采用任何手段”这类中性的用语，不过，问题的实质好像没受什么影响。再说，“不择手段”为什么本来带有贬义呢？

二

　　我们真的不能用目的-手段来解释下棋吗？我挖土方是为了挣钱，我下棋是为了好玩、高兴、快乐。然而，这里的对称只是字面的。下棋不是好玩的手段，下棋就是好玩本身。我对挖土这件事没啥兴趣，我关心的是挣钱。我下棋，兴趣却是在下棋的整个过程之中。下棋好玩跟下棋这种特殊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简直难分彼此。

　　那么，让我们说，下棋的目的是赢棋——下围棋要多围些格子，下象棋要将死对方。但显然，赢棋这个目的也不同于挖土方为了挣钱这种目的。棋行至中盘，你困了想去睡觉，我拉着不让你走，你说，不下了，这棋算你赢了。你算我赢也不行，我非拉你接着下下去。这不像前面说的——我不用挖土工头照给工钱，我不大会坚持挖下去。有些活动，对参与者来说，目的和手段是分开来的；有些活动，目的和你达到目的的活动结合在一起。

　　与其说我们为了赢棋去下棋，不如说我们是为了要下棋才设置了赢棋的目的。哪怕你下棋总输，你还是想下棋。我们甚至该说，下棋不是为赢棋服务的，相反，赢棋是为下棋服务的。我女儿要跟我赛跑：爸，你说咱们把终点设在哪儿吧。杜威说：我们不是为了射中靶心才射箭，我们是为了射箭才设立靶子。

　　看来，我们最好把挖土要挣钱这类目的跟下棋要赢棋这类目的区分开来。前者不妨称之为外在目的——挖沟与挣钱是分立的两件事情，你可以通过挖土方挣钱，也可以通过扛麻袋挣钱，如果啥都不干包工头照给钱，你就啥都不干。可你无法不通过下棋去赢棋。反过来说，不设立赢棋这个目的，这个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我根本不想赢棋，车啊马啊随意乱走，这显然不叫下棋，实际上也没谁肯跟我接着玩下去。所以我们也不妨把赢棋这类目的称作内置目的。

　　好玩、快乐则根本不是目的。这个我们有机会另说。

三

　　我为什么挖沟？为挣钱。这是从我能因挖沟得到什么来回答的。你问我为什么挖沟，我也可能回答为了埋光缆，为了埋排水管；这是从挖出这条沟有什么用处来回答的。

　　我们也可以说，挣工钱是我的目的，埋光缆、种树是挖沟挖坑的用途。我挖沟挖坑，只为挣工钱，至于这沟这坑干什么用，不干我的事。这沟这坑当然通常有个用处，我通常也知道它们干什么用，或至少，我笼笼统统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会有用处。如果它全无用处，恐怕也没人肯付钱让我挖它，只是我通常不关心它们罢了。

　　现在我们再来比较挖土方和下围棋。挖沟人的主观目的是挣钱，这个目的跟挖沟这种特殊的活动没有内在联系，如果做比较轻省的活计挣同样的工钱，我就换件事情去做了；在这个层面上说目的，下棋人没什么目的。挖沟这种活动的客观目的是埋光缆或其他什么，这个客观目的跟挖沟有内在联系——这条沟是用来埋光缆还是用来排水或灌溉，决定这条沟应该挖成什么样子。多少能跟这个客观目的相应的，是赢棋——这个目的规定着棋该怎么下。不过，像上面说到的，在挖沟这件事上，我们先有挖沟的目的才去挖沟，下棋却不同，我们设置赢棋这个目的，是为了进行这个游戏本身。

四

　　我对这条沟这些坑具体干什么用并不关心，然而也并非完全不在意我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在沙俄劳动营里，这些牢犯被命令挖坑挖沟，挖好以后，再把它们填平。他评注说，这对牢犯是最残酷的折磨，意志稍脆弱的牢犯因此而崩溃。我糊火柴盒，平常的确只关心糊出了多少个，挣来多少微不足道的工钱，但若每一次工头付完钱都当着我的面把这些火柴盒踩个稀烂，我会怎么感觉？弄不好我会发疯。

　　亚当·斯密说，面包师傅贪黑早起，烘出一炉炉面包来，让顾客吃上热腾腾的早点，他并非出自利他之心，只是非此不能挣他自己那份生活。但另一方面，社会却因此受益了。咱们人人都知道这个说法，它差不多成了整个经济学的一块基石。亚当·斯密讲出了一个简单而又根本的道理。正因为这道理根本，我们得格外小心，不要以为它真的把什么都说完了，以致看不见事情还包含着别的一点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讲的那段经历提醒我们，尽管面包师傅贪黑起早不是因为他人能受益，但他所做的是件有益的事，这一点笼笼统统还是在支持他的劳动。恐怕需要某种异常的禀赋，才能做到只管自己拿到什么，完全不在乎自己所做的事有没有益处；只不过，我们平时不必多关心那个，既然工头肯付钱给我，我做的事情自然有正常的用处。

　　挖沟、糊火柴盒、烤面包，这些事情有什么用处，干活的人大体知道。人们从前从事的劳作大多如此。现在，情况变了，人所周知，现代劳动的一个特点是尽量把各种任务分割成独立的环节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越细，每个环节上的劳动者就越不了解这个活计本身的意义。自耕农播种、修犁、挖沟、砌墙，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了解这个活计要达成什么目的，他差不多总是全程把手头的活计一直做到最终结果，因此也能从最终结果来了解自己做得好不好。流水线上的工人不是这样，他一眼望不到眼下所做的事情的“客观目的”。当然，hopefully，他仍然笼笼统统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有益的，而这种信念也笼笼统统地支持他的劳动。然而，具体的了解转变成了笼统的信念，而这个笼统的信念更需要与社会良序的信念相互扶植——我不能直接看到我的劳作带来了什么有益的结果，但若这个社会是个合理的社会，那么，既然这个社会愿意买我的劳作，想必我的劳作对社会有益。

　　明面上，我们只关心自己能拿到多少，然而，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有什么益处却在深处支持着生活的意义。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只不过，过去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劳动结果，那种因此可直接感知的意义，转变成笼笼统统的信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社会合理性的信念。现代人所谓意义流失的感觉，多多少少跟这种变化有关——前近代的人们，可能缺衣少食，但不大缺意义，相反，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不缺，却常感到意义在流失。

五

　　综上所述，从目的-手段着眼，人类活动大致可分成三个类型。

　　我们做有些事情，例如挖土方糊火柴盒，无论从做事的人来想，还是从所做的事情来想，值得关心的只是它的结果，工人关心的是干这活儿挣多少钱，顾他挖沟的人是为了埋光缆。过程本身没有意义——有一天电子讯号都无线传播，就没人挖沟埋光缆了。在这里，目的外在于达到目的的活动，所以，无论采用什么手段，能达到目的就好——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类活动可称为单纯取效的活动。

　　我们所做的另外一些事情，例如下棋，与第一个类型相反，参与者没什么目的，活动本身也没什么效用。若说下棋有什么目的，这个目的是内置的，就是说，目的是为活动而设。我们把这类活动称为游戏。

　　挖土方和下围棋是人类活动的两个极端，绝大多数人类活动既不是单纯取效的，也不是单纯游戏。绝大多数，对，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如此：画画、建筑、学术、教育、行医、政治、经商、战争，我们做这些事情，要取得某种效果，但也在乎这些活动的过程本身。甚至像扛麻袋、烤面包这些单纯意在取效的活动，参与者也往往要玩出花样来。买彩票是为了撞大运赢大奖，这个目的是个外在目的，你要是不许他买彩票而把大奖给他，他多半不会反对。即使如此，恐怕也不能否认，买了彩票等候开奖的那份心情对他也很重要。另一方面，很少有“不受污染”的游戏。街头下棋人只图个乐子，但下棋也可以赢得名利，排成长队的家长把孩子送往围棋学校，多半不是因为下棋好玩，而是指望点儿别的什么。

　　极端的东西比较简单，人们在思考人类活动时，常取纯粹游戏和单纯取效这两个简单的模式，碰到是否“为达到正当目的可采用任何手段”这类问题，思路难免左右碰壁。大多数的人类活动却非此非彼既此既彼。从游戏和单纯取效这两个极端说起，只是为了设置一个坐标，以便更真切地透视人类实际活动的复杂内容。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