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腐败”刍议

陈嘉映|文

一

　　朋友聚会，天南地北无所不聊，物价、天气、旅行见闻、治疗癌症的新方法，还有道德滑坡。出租车里，报刊杂志网络上，我们时代的道德滑坡被当作一个事实。“滑坡”说得比较温和，狠点儿，说是道德堕落、道德败坏、道德崩溃。报纸上过几天出个巨贪，网上的贪官故事更加曲折惊人，还有贪官情妇排行榜。十八大后，反贪反腐似乎要认真起来，可不少专家认为不得不考虑怎样处理“腐败存量”这一类深层问题。民间的情况也好不了很多，地沟油、苏丹红；闹市区殴打妇女，围观者一大群，无人阻拦；老太太摔倒在地，好心人上前搀扶，成了被告；“小悦悦事件”在全国人民眼前设置了透视国人道德堕落的新准线。

　　好自省的朋友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做生意、申请项目、治病求医、为孩子升学，有几个非正道不取，从不曾这样那样小小绕行了一段两段邪门歪道？此“全民腐败”是也。于是乎有妙论曰：不反腐反贪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贸然反腐反贪同样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沿着这个方向，谁都可以不打磕绊说上三天三夜。

　　思想不是侃大山，思想总是磕磕绊绊的。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速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从前全家只有一条棉裤，如今衣食小康，这些真能发生在一个道德崩溃的国度吗？围观当街殴打妇女不去阻拦固然可鄙，可当年两派武斗，得胜一派把对立派成员抓来煮吃，宁不让人更觉崩溃？环顾四周，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同事，还有你自己，真的都已父不慈子不孝，出朋卖友？一个全民腐败的国度，可还有一点儿康复的希望？我不是在说我们无需担忧中国人的道德状况，我只是想说，不要任我们如焚的忧心把冷静的思考和清明的希望一同烧尽。

　　中国人是否已经全民腐败是个巨大的问题，只有鸟瞰社会全景的专家才有资格回答，本文只表达几点管窥之见。

二

　　谈到中国人道德崩溃这样的大问题，首先会碰上的问题是：我们很难做出全面评估。我自己所见的世界是个很小的世界，哪怕我东游西走，见多识广，所见仍很有限。而且，仅仅见得多还不行，必须善于观察，富有洞察力。我们看到什么，往往不那么容易跟我们想到什么分开。在观察道德生活的时候，我们一边看，难免一边就在跟古往今来比较，就在思考变化的原因，难免暗含改善的愿望，以及怎样改善的设想。

　　当然，我不必只局限于个人经验，我读报纸，上网，听见多识广的人议论，读历史书。贪官很多，我主要是从报上网上知道的，“小悦悦事件”，我也是从报上知道的。同时，报上网上也读到不少有德之人和感人故事，最美女教师、最美妈妈，坚守在贫困山区的教师，牺牲在火场的消防战士。道德败坏的人多些还是道德健康的人多些？单举个案很难确定。

　　那么，去查阅调查统计如何？有的调查统计比较可信，例如气象报告，有的就少一点儿可信，例如污染指数。在气象报告上做手脚的动机较少，污染则略有不同，污染重了，多多少少可以怪罪政府。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物价统计比较可信，在指令经济体制下就不那么可信。除了这个，道德领域的调查统计还有更深的难处。道德水准很难量化，而且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你若是个三纲五常主义者，听到有人肆意批评元首，看见老婆出去挣钱丈夫在家带孩子，难免感叹世风日下。对道德状况的评估，显然跟我们的价值观紧密相连。价值观调查比道德水准调查中性些，因此也可信些，但仍会有种种失误。索马里人把安全列在首位或接近首位的地方，瑞典人却把它列在相当靠后，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瑞典人比索马里人较少重视安全，结论多半是，人身安全在瑞典得到更多保障，这也许意味着，瑞典人比索马里人更重视安全。同在一个国家，尤其在中国这样剧烈转型的国家，仅年龄段造成的差别就很大。老一代民工，能挣钱就行，省吃俭用，攒钱养家，攒钱防老防病，青年民工不行，他除了干活，还要娱乐，还要iPhone，还要什么权利。在年轻人眼里，老一辈循规蹈矩，抠抠缩缩，缺乏个性，唉唉，要是你吃了上顿没下顿，要是你有五个娃子嗷嗷待哺， 你就会知道，不仅事实上不大容易表达个性，你就连表达个性这个观念都不大容易生出来。

三

　　滑坡，要从一定的高度滑下来，堕落，要从一定的高度落下来。我们是从什么高度滑下来落下来的呢？面对令人痛心疾首的道德状况，人们不禁怀念起上世纪50年代，怀念起改革开放之前那个平等清廉的年代。

　　我不知该怎么比较两个时期的平等度，但至少，历史资料上明文记载，50年代的工资级别分成好多档，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30倍以上，这还不说绝大多数国民没工资可拿。工资差距只是一端，干部配房子、配医疗，级别更高的配特供、配汽车、配勤务、配秘书、配卫兵、配厨师，而很多居民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广大农民更舍不得买张车票到县城里逛逛。诚然，享有特权的人数比例不高，大多数国民只有很穷困和极穷困之分，这也不失为某种平等吧。待遇上的不平等也许跟“道德状况”没有直接联系，但间接联系显然不少，这里只提一条逆向的。有权有势的干部，享受着比平民高上百倍的待遇，贪腐的成本就很高很高，一旦被查处，他失去的太多了。当年的贪腐不如当今之盛，不完全归因于干部有较高的道德觉悟和较强的自我约束。这里说的还是经济待遇方面可能遭受的损失，严酷的政治处理更让人不寒而栗。

　　峻法严刑的确会有效果。你要禁黄赌毒吗？何难？凡涉黄涉赌涉毒的轻则判他二十年，重则枪毙了事，自然海晏风清。再加上连坐更好，像商鞅治秦，“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厉行十年，果不然“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你愿意用这样的峻法严刑来维护“道德水平”吗？即使你愿意，也未见能维持多久。唉唉，秦二世而亡。此后是什么景象呢？秦亡到汉兴不到十年，群雄逐鹿，民不聊生，人相食，全国人口从2000万降至1300万。

　　我们过来人知道，今天泛滥于国中的贪腐，实滥觞于改革开放之前。“文革”中，干部特权受到新一轮政纲政策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于是转向半地下的操作。70年代延至80年代中期，“贪腐”这个话头说得不多，当时的流行语是“走后门”，上到军区领导市革委会委员打个招呼下了乡的子女就参军进工厂，下到卖肉的你只有二两肉票他切给你三两，只要手里有公权力，就可以开个或大或小的后门。当然，我们现在强国盛世，不去当兵还改吃素了，要弄就弄个国企老总，要弄就弄它个别墅豪车，“走后门”这个用语显得太老气又小儿科，被历史淘汰了。

　　不当获利只是道德观察的一个方面。大会小会上连篇的空话假话算不算官场道德堕落？这种堕落早就开始了。亲友邻里告密陷害算不算道德堕落？今天，我同事家住哪儿我都说不上来，难免被责为人情冷漠，但想想当年竖着耳朵听同事说句话抱怨社会忙不及报告领导，我觉得人情冷漠算不上从什么道德高地滑坡。至于刚才说到啖心食肝的风潮，这还真不是“道德”两字罩得住的。的确，无论道德维度多么重要，它也只是社会-政治的一个维度。我不知道三年大饥荒时期的道德状况何如，那又怎么样？

　　今人的道德批判自有今人道理，但拿鼎革之后30年如何如何说事儿，我怕选错了标准。我希望对那30年的怀念只是在表达对今天道德状况的不满，我希望没人把那些好日子当真。

四

　　拿民国做准绳怎么样？拿汉唐做准绳怎么样？可哪朝哪代都有贤人长者喟叹道德败坏。面对当今的道德滑坡，我们常怀想“民国范儿”，清末民初那阵子人的想法未尽相同，青年张东荪发表的第一篇议政文章，题目就是“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明朝时候，王阳明断称：“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 汉唐也许好些？有个成语叫“脏唐臭汉”。追溯到头上，要不是礼坏乐崩，老天也用不着生出咱们的万世先师来重整风俗了。中国外面也好不了多少，只举一例吧——西塞罗说，他那时候的罗马，没有什么不能用钱买到，从荣誉到爱情。嘿嘿，西塞罗之后，恰好是罗马帝国造就的两百年“罗马和平”。

　　道德堕落之说多兴于两种形势，一是乱世来临，二是时代巨变。第一种情势自然让人担忧，不过担忧也没办法——既然道德堕落源自世乱，要做的是重建治世，徒呼改良道德并无多大意义。第二种情势则不相同。道德这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本是习惯和传统，时代变了，旧习惯老传统行不通了，新做法呢，难与我们固有的道德观念相合。婚前“失身”的女性多了，这是道德进步还是道德滑坡呢？为什么我们谈论“失身”的女子而不谈论“失身”的男子呢，就好像“失身的男子”是个不合法的词组？在新派人物眼里，单把女性挑出来谈论失身，继而加以惩罚，不惜系石沉湖，那才叫不道德呢。

　　不同时代有各自的道德标准，不过，至少近代以来，变化有个总体趋向，那就是道德领域逐渐缩小。我们年轻时候，奇装异服颇有不道德之嫌，至于婚外情，那是不道德的巅峰，“通奸者”轻则游街，重则判刑，是啊，如上提到，依家法族规缚石沉湖也不稀罕。这样的道德大事，今人置若罔闻，最多当个八卦。把这样的大事都划到道德不道德之外，well，这说不定本身就是道德沦丧之一端。

五

　　拉拉杂杂说了些，说到最后，似乎总得给出个要点什么的。三点吧，一点是，我并不是在反驳道德滑坡论道德崩溃论，我只是建议，要做这样的整体判断，还有不少要考虑的因素，这里就提出了三两项。再一点是，道德维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维度，无论怎样为道德滑坡担忧，都不要祈盼用酷法严刑来改善。最后一点是——这一点虽未展开，本文也两次三番提示，也许现在全民的道德水准都很低下，但核心在于公权力的腐败。这还不仅在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道德，或不如说伦理，原是生活本身的肌理，民间自有维护伦理的土壤。纵观历史，只要不陷入乱世，只要政治清明，老百姓没有全盘腐败这回事。

陈嘉映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