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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腐败”刍议

2013年01月18日 15:46 来源于 《财新周刊》
民间自有维护伦理的土壤。只要不陷入乱世,只要政治清明,老百姓没有全盘腐败这回事

陈嘉映|文

  朋友聚会,天南地北无所不聊,物价、天气、旅行见闻、治疗癌症的新方法,还有道德滑坡。出租车里,报刊杂志网络上,我们时代的道德滑坡被当作一个事实。“滑坡”说得比较温和,狠点儿,说是道德堕落、道德败坏、道德崩溃。报纸上过几天出个巨贪,网上的贪官故事更加曲折惊人,还有贪官情妇排行榜。十八大后,反贪反腐似乎要认真起来,可不少专家认为不得不考虑怎样处理“腐败存量”这一类深层问题。民间的情况也好不了很多,地沟油、苏丹红;闹市区殴打妇女,围观者一大群,无人阻拦;老太太摔倒在地,好心人上前搀扶,成了被告;“小悦悦事件”在全国人民眼前设置了透视国人道德堕落的新准线。

  好自省的朋友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做生意、申请项目、治病求医、为孩子升学,有几个非正道不取,从不曾这样那样小小绕行了一段两段邪门歪道?此“全民腐败”是也。于是乎有妙论曰:不反腐反贪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贸然反腐反贪同样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沿着这个方向,谁都可以不打磕绊说上三天三夜。

  思想不是侃大山,思想总是磕磕绊绊的。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速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从前全家只有一条棉裤,如今衣食小康,这些真能发生在一个道德崩溃的国度吗?围观当街殴打妇女不去阻拦固然可鄙,可当年两派武斗,得胜一派把对立派成员抓来煮吃,宁不让人更觉崩溃?环顾四周,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同事,还有你自己,真的都已父不慈子不孝,出朋卖友?一个全民腐败的国度,可还有一点儿康复的希望?我不是在说我们无需担忧中国人的道德状况,我只是想说,不要任我们如焚的忧心把冷静的思考和清明的希望一同烧尽。

  中国人是否已经全民腐败是个巨大的问题,只有鸟瞰社会全景的专家才有资格回答,本文只表达几点管窥之见。

  谈到中国人道德崩溃这样的大问题,首先会碰上的问题是:我们很难做出全面评估。我自己所见的世界是个很小的世界,哪怕我东游西走,见多识广,所见仍很有限。而且,仅仅见得多还不行,必须善于观察,富有洞察力。我们看到什么,往往不那么容易跟我们想到什么分开。在观察道德生活的时候,我们一边看,难免一边就在跟古往今来比较,就在思考变化的原因,难免暗含改善的愿望,以及怎样改善的设想。

  当然,我不必只局限于个人经验,我读报纸,上网,听见多识广的人议论,读历史书。贪官很多,我主要是从报上网上知道的,“小悦悦事件”,我也是从报上知道的。同时,报上网上也读到不少有德之人和感人故事,最美女教师、最美妈妈,坚守在贫困山区的教师,牺牲在火场的消防战士。道德败坏的人多些还是道德健康的人多些?单举个案很难确定。

  那么,去查阅调查统计如何?有的调查统计比较可信,例如气象报告,有的就少一点儿可信,例如污染指数。在气象报告上做手脚的动机较少,污染则略有不同,污染重了,多多少少可以怪罪政府。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物价统计比较可信,在指令经济体制下就不那么可信。除了这个,道德领域的调查统计还有更深的难处。道德水准很难量化,而且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你若是个三纲五常主义者,听到有人肆意批评元首,看见老婆出去挣钱丈夫在家带孩子,难免感叹世风日下。对道德状况的评估,显然跟我们的价值观紧密相连。价值观调查比道德水准调查中性些,因此也可信些,但仍会有种种失误。索马里人把安全列在首位或接近首位的地方,瑞典人却把它列在相当靠后,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瑞典人比索马里人较少重视安全,结论多半是,人身安全在瑞典得到更多保障,这也许意味着,瑞典人比索马里人更重视安全。同在一个国家,尤其在中国这样剧烈转型的国家,仅年龄段造成的差别就很大。老一代民工,能挣钱就行,省吃俭用,攒钱养家,攒钱防老防病,青年民工不行,他除了干活,还要娱乐,还要iPhone,还要什么权利。在年轻人眼里,老一辈循规蹈矩,抠抠缩缩,缺乏个性,唉唉,要是你吃了上顿没下顿,要是你有五个娃子嗷嗷待哺, 你就会知道,不仅事实上不大容易表达个性,你就连表达个性这个观念都不大容易生出来。

  滑坡,要从一定的高度滑下来,堕落,要从一定的高度落下来。我们是从什么高度滑下来落下来的呢?面对令人痛心疾首的道德状况,人们不禁怀念起上世纪50年代,怀念起改革开放之前那个平等清廉的年代。

  我不知该怎么比较两个时期的平等度,但至少,历史资料上明文记载,50年代的工资级别分成好多档,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30倍以上,这还不说绝大多数国民没工资可拿。工资差距只是一端,干部配房子、配医疗,级别更高的配特供、配汽车、配勤务、配秘书、配卫兵、配厨师,而很多居民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广大农民更舍不得买张车票到县城里逛逛。诚然,享有特权的人数比例不高,大多数国民只有很穷困和极穷困之分,这也不失为某种平等吧。待遇上的不平等也许跟“道德状况”没有直接联系,但间接联系显然不少,这里只提一条逆向的。有权有势的干部,享受着比平民高上百倍的待遇,贪腐的成本就很高很高,一旦被查处,他失去的太多了。当年的贪腐不如当今之盛,不完全归因于干部有较高的道德觉悟和较强的自我约束。这里说的还是经济待遇方面可能遭受的损失,严酷的政治处理更让人不寒而栗。

  峻法严刑的确会有效果。你要禁黄赌毒吗?何难?凡涉黄涉赌涉毒的轻则判他二十年,重则枪毙了事,自然海晏风清。再加上连坐更好,像商鞅治秦,“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厉行十年,果不然“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你愿意用这样的峻法严刑来维护“道德水平”吗?即使你愿意,也未见能维持多久。唉唉,秦二世而亡。此后是什么景象呢?秦亡到汉兴不到十年,群雄逐鹿,民不聊生,人相食,全国人口从2000万降至1300万。

  我们过来人知道,今天泛滥于国中的贪腐,实滥觞于改革开放之前。“文革”中,干部特权受到新一轮政纲政策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于是转向半地下的操作。70年代延至80年代中期,“贪腐”这个话头说得不多,当时的流行语是“走后门”,上到军区领导市革委会委员打个招呼下了乡的子女就参军进工厂,下到卖肉的你只有二两肉票他切给你三两,只要手里有公权力,就可以开个或大或小的后门。当然,我们现在强国盛世,不去当兵还改吃素了,要弄就弄个国企老总,要弄就弄它个别墅豪车,“走后门”这个用语显得太老气又小儿科,被历史淘汰了。

  不当获利只是道德观察的一个方面。大会小会上连篇的空话假话算不算官场道德堕落?这种堕落早就开始了。亲友邻里告密陷害算不算道德堕落?今天,我同事家住哪儿我都说不上来,难免被责为人情冷漠,但想想当年竖着耳朵听同事说句话抱怨社会忙不及报告领导,我觉得人情冷漠算不上从什么道德高地滑坡。至于刚才说到啖心食肝的风潮,这还真不是“道德”两字罩得住的。的确,无论道德维度多么重要,它也只是社会-政治的一个维度。我不知道三年大饥荒时期的道德状况何如,那又怎么样?

  今人的道德批判自有今人道理,但拿鼎革之后30年如何如何说事儿,我怕选错了标准。我希望对那30年的怀念只是在表达对今天道德状况的不满,我希望没人把那些好日子当真。

  拿民国做准绳怎么样?拿汉唐做准绳怎么样?可哪朝哪代都有贤人长者喟叹道德败坏。面对当今的道德滑坡,我们常怀想“民国范儿”,清末民初那阵子人的想法未尽相同,青年张东荪发表的第一篇议政文章,题目就是“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明朝时候,王阳明断称:“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 汉唐也许好些?有个成语叫“脏唐臭汉”。追溯到头上,要不是礼坏乐崩,老天也用不着生出咱们的万世先师来重整风俗了。中国外面也好不了多少,只举一例吧——西塞罗说,他那时候的罗马,没有什么不能用钱买到,从荣誉到爱情。嘿嘿,西塞罗之后,恰好是罗马帝国造就的两百年“罗马和平”。

  道德堕落之说多兴于两种形势,一是乱世来临,二是时代巨变。第一种情势自然让人担忧,不过担忧也没办法——既然道德堕落源自世乱,要做的是重建治世,徒呼改良道德并无多大意义。第二种情势则不相同。道德这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本是习惯和传统,时代变了,旧习惯老传统行不通了,新做法呢,难与我们固有的道德观念相合。婚前“失身”的女性多了,这是道德进步还是道德滑坡呢?为什么我们谈论“失身”的女子而不谈论“失身”的男子呢,就好像“失身的男子”是个不合法的词组?在新派人物眼里,单把女性挑出来谈论失身,继而加以惩罚,不惜系石沉湖,那才叫不道德呢。

  不同时代有各自的道德标准,不过,至少近代以来,变化有个总体趋向,那就是道德领域逐渐缩小。我们年轻时候,奇装异服颇有不道德之嫌,至于婚外情,那是不道德的巅峰,“通奸者”轻则游街,重则判刑,是啊,如上提到,依家法族规缚石沉湖也不稀罕。这样的道德大事,今人置若罔闻,最多当个八卦。把这样的大事都划到道德不道德之外,well,这说不定本身就是道德沦丧之一端。

  拉拉杂杂说了些,说到最后,似乎总得给出个要点什么的。三点吧,一点是,我并不是在反驳道德滑坡论道德崩溃论,我只是建议,要做这样的整体判断,还有不少要考虑的因素,这里就提出了三两项。再一点是,道德维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维度,无论怎样为道德滑坡担忧,都不要祈盼用酷法严刑来改善。最后一点是——这一点虽未展开,本文也两次三番提示,也许现在全民的道德水准都很低下,但核心在于公权力的腐败。这还不仅在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道德,或不如说伦理,原是生活本身的肌理,民间自有维护伦理的土壤。纵观历史,只要不陷入乱世,只要政治清明,老百姓没有全盘腐败这回事。

陈嘉映
陈嘉映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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