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人情味的政坛

张程|文

　　《汪崇屏口述历史》思路明晰、言简意赅，但信息量巨大，揭示了一个在时间和精神上都已逝去的时代。

　　民国前期，军阀混战。后人很容易认为频繁的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事实上，当时战争的破坏性不大，并没有引起大规模动荡。张勋复辟引发的战争只造成了屈指可数的伤亡，喜欢内战的四川军阀打仗时据说还有群众围观。伤亡上百的战斗就算是大战了。著名洋记者、北洋政府顾问莫里逊就曾刻薄地奉劝中国人，没必要购买洋枪洋炮，重新操刀弄棍就行了，一来省军费省银子，一来刀棍比枪炮更能伤人。军阀混战，雷声大雨点小，血肉模糊的场景少，绝大多数时候像打群架。

　　典型的民初军阀战争场景是这样的：两派军阀因为政见纠纷或者利益矛盾，要兵戎相见。可任何一派的内部都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分歧和矛盾。有问题没关系，每个人都控制一支队伍，各有各的门路，加上派系内部控制不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拉起队伍就走了。于是，两派军队略一结仗或者派兵布阵，刚分出一丁点的优劣得失，各自的将领就开始重新组合。政局随之重新洗牌，一场大战消失于无形。当时，这其中还少不了文人策士、其他派系的游说斡旋、许愿调停。于是，几天前还咬牙切齿要大战三百回合的双方，如今又坐在一起看戏打牌了……

　　汪崇屏就回忆了“新直系”与国民党的战争，提供了一个民国前期战争的绝好案例。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叛变直系，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系大败。吴佩孚的二十万大军在山海关前线一败涂地，吴佩孚几乎是只身南逃。他的一生和许多人打过仗，事后大家都成了朋友，只有冯玉祥一个人，吴佩孚一辈子都不原谅。双方都没给说客和老友们留下斡旋的余地，只能在战场上一决高下了。

　　冯玉祥招降纳叛，另组国民军，占据华北数省；吴佩孚则在长江流域直系残部的支持下再起，又联合奉系南北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战争初期，国民军二军军长、河南督办岳维峻很快宣布拥护吴佩孚，但就是不让出地盘，不让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队北上。而吴佩孚属下的湖北督军萧耀南也不愿意打仗，只想安稳做他的“湖北王”。前线无事，国民二军得以开辟第二战场，派李纪才带着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三个师去打从奉系分裂出来的张宗昌。这三个师都是直系旧部，田维勤所部来源于直系旁支的陕军、王为蔚是吴佩孚原参谋长张福来的旧部、陈文钊是吴佩孚干将靳云鄂的旧部。他们都不是国民军的嫡系，都是北京政变吴佩孚大败的背景下，墙头草一边倒，接受冯玉祥收编，被编国民二军的。

　　缺兵少将的吴佩孚任命靳云鄂为第一军军长，而第一军就由田、王、陈三个师组成，只不过需要靳云鄂去前线策反。靳云鄂很快争取到了田维勤等人，又和张宗昌说好，由张宗昌供给粮饷军械，排挤掉李纪才，转过身来打回河南了。战场局势顿时明朗，河南国民军多数重回直系序列。河北的国民军军长孙岳也是从直系分裂出去的，见状也宣布投降。吴佩孚迅速兵临北京城下了。

　　冯玉祥面对奉系和直系南北夹击，计划撤出北京、退往西北，期望让吴佩孚和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争权内讧。不过计策虽好，无奈部下鹿钟麟等人实在舍不得北京，不愿往西北去，国民军和直军、奉军终于在北京城北的南口爆发了真正意义上的恶战。直军兵分三路，东路田维勤、中路王为蔚、西路魏益三。

　　这个魏益三出身奉系，他的部队是郭松龄的部队。郭松龄起兵反对张作霖，兵败后残部为参谋长魏益三率领。魏率部先是投靠了冯玉祥，直军北上后又投降了吴佩孚，转而和冯玉祥作战。之后，北伐军打败吴佩孚，魏益三又率部投降了冯玉祥，最后投靠了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军。他的经历，亦非特例。

　　当时，靳云鄂有了实力后，和直系后期的另一大实力派孙传芳密谋，另做打算，准备拥戴孙传芳为直系新首领。前线的田维勤受靳云鄂的影响，裹足不前。当时河北中部是投降吴佩孚的原国民军孙岳所部。田军不稳，连带着孙岳部队也军心不稳。如果田军反吴，孙军势必倒戈，吴佩孚届时将两面受敌。因此，南口战役的成功与否不在战场，而在于吴佩孚能否维持好内部微妙的关系。与田军邻近的是米振标部队（源于晚清的毅军）。吴佩孚亲自来到该部队，面对田维勤的部队列阵，以防不测。吴佩孚还派汪崇屏带着手谕，去田维勤军中，逼他前进。汪崇屏态度强硬，又串通张宗昌来电说南口作战顺利，田维勤这才率军进攻。

　　上述的战争背后，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政坛。中国传统社会渗透着层层的人情网络，政坛也难免人情关系的牵制。人情和原则、体制难免存在矛盾，多数传统政治人物就需要在政治和人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吴佩孚最后在北伐战争中元气大伤，他残存的主力是河南南阳的于学忠第九军。于学忠是吴佩孚一手提拔的，却不愿意追随吴，想投靠奉系。汪崇屏看出于军不稳，告诉吴。吴说：“姑娘大了，总要嫁人，不管他算了。”于学忠投奔了奉系。

　　有人情的政治充满默默的温情，没有冷冰冰，没有你死我活的争斗。吴佩孚与人方便自己方便，逃亡在河南、四川荒僻的小路上，风餐露宿，衣衫褴褛的时候，投靠冯玉祥的当地杂牌军张联升的部队奉命追捕他。“我们在前边走，张联升的队伍在后面跟着走，我们在山上睡，他们在山下睡，我们下山，他们再上山，起初我们并不知道，后来他派人向我表示态度，说明此举完全为了应付冯玉祥……希望我们休息休息，并且说：‘你们干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

　　人情似乎给政治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底线。它提供了政治规则之外的评价标准，对成功者多了约束和考核，对失败者提供庇护，让失败者保证最后的尊严。吴佩孚在穷途末路之时，想流亡四川，求得四川各个军阀的庇护。他年轻时驻扎四川，和川东军阀杨森交情不浅。但是入川之前，吴佩孚与杨森一点联络都没有，总觉得过去有渊源，所有很有把握。不速之客到来后，“杨森对吴实在太好了，我们到夔府后，他给大家准备的东西，从女人用的胭脂、粉、肥皂、袜子、高跟鞋，直到长袍马褂、短装军服，应有尽有。而且吴本人的、幕僚的、眷属的、士兵的，每人各一份。”

　　吴住夔府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对吴为难得厉害，每天都有电报给杨森（当时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引者注），要杨将“吴逆迅速押解来宁”。类似的电报档卷，达一厚册。杨很重义气，就回电报敷衍说：“森之老长官穷途来归，仅系游历性质，优游林泉，决无政治作用，森愿力任担保。”南京方面亦无可如何。

　　邓锡侯、田颂尧、刘湘、杨森各人自己掏腰包送钱给吴，就由我手下发饷，四人轮流着送，总算够了。他们四人虽不合作，但对吴都很好。

　　同时期的广西军阀混战，李宗仁不清缴盘踞黔桂边界的陆荣廷残部韩彩凤与邓右文。邓右文阵亡。李部团长徐启明写道：“邓右文的卫队都是我的同乡，没走，听说我进了城就来诉苦，说邓战死了，韩彩凤向老百姓借了一口棺材，要一百元，我们一到韩跑了，一百元还没给老百姓。我说：‘一切我负责。’还了钱，派人守灵柩。”白崇禧多疑，拍电报命令徐启明说：“（邓右文之死）靠不住，要开棺看看。”“我看邓的卫弁不走，都是同乡同村，不会欺骗我，确定邓是阵亡了。我很伤心，说：‘右文哥已死了，我也没办法，设法把灵柩运回去好了。’我派了一个副官和他们护送到榴江邓家。”（徐启明《我所经历的战争》）

　　民国后期，人情逐渐被清出政治领域。国民政府高唱“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试图在中国确立一个威权政府。国家控制迅速加紧，政治大规模侵入其他领域，政坛和社会宽容度日益压缩。人的因素越来越弱。民国后期，各派阵线分明，政见非此即彼，内部被整肃得铁板一块，一旦爆发政治斗争，民国早期的斡旋运作的空间荡然无存，恶化为你死我活的恶战。民国后期的战争，伤亡动辄超过五位数，主力决战人数更是以十万计。

　　汪崇屏所处的政治时代消失了，吴佩孚后移二十年必将“老无所依”。同样，谁要还像徐启明那样给敌对阵营的同乡收尸，就会被认为立场有问题、政治不可靠了。这是民国政治的一大走向。■

　　作者为图书编辑，本文原为《天地一沙鸥》一文的第二部分

　　《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刘凤翰、王聿均著，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