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尉天骢
台湾作家
编者按：
据台湾中央社消息，2016年11月22日，台湾作家陈映真于北京病逝，享年80岁。
作家尉天骢与陈映真相识多年，曾书写两万字长文。文章初刊于2007年12月《印刻文学生活志》，2011年6月修改重写。财新网经作者授权刊发。
一
不见陈映真将近五年了。这些日子他困居北京，与外界迹近隔绝，台湾朋友的悬念也只能做到望风怀想而已。
每次想到映真，我经常感到他是寂寞的，特别在他六十岁以后，他虽然有了自己固定的思想系统，写了一些批判文章（例如评论高行健、龙应台等)，连续鼓动左翼文学的复归，但由于政治意念过于强烈，反而处处流露着生硬的意味。而他在离开台湾前夕所显示的落寞和犹疑，更一直留给我难以忘却的印象。
回想起来，陈映真和我，以及一些朋友在年轻的时代都可以算是具有理想的一群。由于彼此都遭遇过不少的战乱，大家都期待着一个公正的、互相关爱的社会到来。也就因为如此，每个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梦想去思考着人类的未来，以至于所怀抱的理想主义便也弥漫着质朴的乌托邦色彩；每读到一本动人的小说，就止不住受到它的激动，把小说人物（如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当成自我学习的对象。我们这些人也说不上来是左派还是右派，但痴迷到了某种程度，有时也会像欧洲学者卡尔•波普（K.Popper）自述的年轻时那样，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塑造成流行的左派人物——“迷恋于浪漫的无产阶级身份，甚至有好几年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做着铁路工人或木匠的工作”（引自雅各比R．Jacoby《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而当时，在一些可以读到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著作和报道中，也经常见到这样的风尚。如是，大家便很单纯而诚恳地活在那一个想要献身于社会的时代浪潮中。
几十年过去了，整个世界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在几经折磨后，有的人梦醒了，有的人仍然活在自己假想的世界中；到了两个世纪之交，更把人带入一个迷惘的时代。有些人在青少年时期虽然是个坚决的无神论者，近些年却到处奔波，宣扬藏传佛学；有些当年的激进者，如今却成了不折不扣的保皇党。无论如何，他们都还算是幸运的，至少没有遭到流放，成了现实政治体制下的冤鬼。
现实变了，人对于未来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不仅仅是年龄的因素，更是由于生命的成长使得心灵的认知有了差异。这就使得朋友间经常会产生难以沟通的难堪；“同学少年多不贱”，就成了这些年的普遍现象。
这种困局不仅是属于个人的，更有着它的时代性。其中的是非成败也难用几句话、几篇文章就说得清楚。当此之际，也许只有在回忆中重温过去的岁月，在反刍中慢慢地体会其中的滋味。
二
回忆里首先让人想到的便是映真早期的三篇小说：《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和《苹果树》。《面摊》呈现的是他最早对台湾这块土地和人民的感受：那么苍凉和无奈。《我的弟弟康雄》陈述的是他少年成长的困扰、悲哀和绝望。《苹果树》则是他少年理想的雏形。这些都与他以后的发展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别是《苹果树》，更宣示了他未来的道路和方向。
《苹果树》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的《笔汇》最后一期。现在所以会因它引起很多回响，实在是由于这篇小说中的大学生林武治，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几乎就是陈映真青年的写照：“一个大而粗笨的家伙，很长的头发，镶着一张极无气味的苦命长脸。他穿着的那件海军大衣，好几处呢毛都脱落了，留了仿佛布袋一般的粗陋布面，光是看着都不能使人有温暖的感觉。”林武治赁居在一个局促、沉闷的陋巷里，在这个贫苦的小世界里，没有一个人活得具有意义，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关怀。只有这个新来的逃家的大学生在想着些什么，关心着什么。当他叼着半截香烟，弹奏着那支苍黄的吉他时，才为那死寂的环境带来一丁点的波动，并把门外那棵茄冬树幻想成结满果子的苹果树，并把这种幻景当成即将到来的现实，告诉那些活在贫苦中的人说：“告诉你们苹果是什么？苹果就是……幸福吧。”他不住地唱着，说着，带给人一个无法不向往的世界：
那时候，再没有哭泣，没有呻吟，没有咒诅，唉，没有死亡。
那时候，夜莺和金丝雀们都回来了。它们为了寻找失去的歌声离开我们太久太久。当夜莺和金丝雀唱起来的时候，唉唉，人的幸福就完全了。
在那样的沉醉里，那些居住在陋巷的人们都走入一个梦幻的幸福的世界里，就连那酗酒的房东的几无生趣的妻子因为受到难得的关怀，也闪现出生命的灵光。在这样的梦幻里，林武治与她发生了关系，却也使她在一个晚上怪异地死在林武治的房子里。林武治被警察带走了。被他指称为苹果树的茄冬树，也被人遗忘了。贫瘠的陋巷经过一次骚动，又恢复了死般的沉寂。
这是陈映真二十四岁时的作品。那时他还在淡江英专（今天的淡江大学）三年级就读。大概因为这个原因，他的对人世的关怀和理想便只能以这样单纯的乌托邦的构想来安排。今天看来，固然这篇作品的梦幻气质还无法掩饰它粗糙的弱点，但经由它，我们仍然可以想见在那个四顾茫然的年代，陈映真和我们那一辈人是如何地生活着，以及他们在想着些什么。而且，仅就认识陈映真后来的发展而言，这也是一个不可少的钥匙。
我们所说的那段岁月，具体来说就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而五十年代后期，更是它的转变阶段。距离现在，已经是五十多年了。五十年前的台湾，在承受一九四九年前后的大变乱和随后而来的一片肃杀的窒息之下，它给予人的感觉好像是一直活在阴湿的冬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过完。五十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协防台湾条约的签订和美、日经济力量的进入，在喘息之余，台湾开始有了一段时日的松散的平静。蛰伏得太久了，每个人都想冒出头来，改换一下原先的呼吸，这就是诗人郑愁予所说的“忍不住的春天”。种子要发芽了，每个人都在寻求各式各样的成长。虽然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摆脱不了莫名其妙的紧张，现实政治仍然是被管辖的禁地，但是每个人都在绕着圈子想为自己摸索一条可以走出来的道路，甚至用自我嘲弄的方式，刺醒自己的困境；例如痖弦的《深渊》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去看、去假装发愁，去闻时间的腐味
我们再也懒于知道，我们是谁。
工作，散步，向坏人敬礼，微笑和不朽。
他们是紧握格言的人!
这是日子的颜面；所有的疮口呻吟，
裙子下藏满病菌。
都会、天秤，纸的月光，电桿木的言语，
（今天的告示贴在昨天的告示上）
冷血的太阳不时发着颤，
在两个夜夹着的
苍白的深渊之间。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的日子虽然仍是普遍地穷困，但穷困得非常热闹和生动。除了官方的书刊外，一些民间的文化活动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出现。那时，台北市的中心区重庆南路的走廊上每隔七八步就有一个书报摊，各种书刊摊在地上，或者挂满半个墙壁，向人传播着各种讯息。台湾大学从校门的罗斯福路直到公馆，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简陋违建棚子，不是卖着小吃，就是各色各样的小书铺，各式设计单薄的小杂志和小册子就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那时，大家尽量不去谈论现实政治，除了极少数的人，谁也不敢、也不愿进入那个领域，而就在这些简朴的出版品之间，每个人都在试探着用各种语言来表达自己。于是在人群中不时就有一些自认为是诗人或画家的人物出现。当时咖啡馆一类的聚会处不过几家，因为大家都很穷。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街巷游荡，并经由翻译文字，望文生义地称自己是波西米亚人或失落的一代。他们似乎喜欢交游天下，但又显得旁若无人，由于那时的执政当局严格执行禁书令，于是一些舶来的人物，如海明威、加缪、萨冈之辈，便成了大家的朋友。那也不是为了什么，只不过是那些人散发出的“异乡人”、“失落的一代”和“无根的族群”一类的片言碎语，可以借来显示自己的寂寞和孤独。那时候，他们都是应该显现浪漫的年龄，但由于贫穷和家族的重担，他们早熟的心灵便不期而然地笼罩着阴暗的无奈。另一方面，却也助长了他们心智的成长。比之今天的青年，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对未来的企盼，也就强烈得多了。他们常在台北牯岭街一带的旧书店和一些租书铺找寻一些在图书馆和学校看不到和不准看的书籍，想办法窥读左派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作品，试图从中思考出一条可以走出来的道路。甚至无视于周围的政治压力。陈映真和我，以及一批朋友，就是这样的一类自我摸索的青年。
三
我和陈映真原不相识，尽管都是台北成功高中的学生。他本名陈永善，外号大头，比我低两级，和后来写武侠小说的古龙同级。我们在不同的大楼上课，没有讲过话，但我对他却有深刻的印象。那时，成功中学的教员大多是属于蒋经国系统，学校的特色是循规蹈炬，陈映真是吉他社的社长，课余之暇常坐在走廊上一边弹着吉他，一边低哼不知是什么调子的歌，半闭着自我陶醉的双眼，一副不大安分的模样。学校的壁报上，他偶尔也发表一些令人捉摸不透的作品。
直到一九五九年我接编《笔汇》杂志，才真正认识陈映真。那时我们都还在大学念书，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正寄居永和溪州小学的一位郑老师的单身宿舍，那时我住在邻近的中和，熟识以后便经常骑着单车去找他。两个人盘坐在老旧的榻榻米上聊天，对于他的家庭也就有了较多的了解。
他有两个家，一个是他生父的家，一个是他养父、也就是他伯父的家。生家有八个兄弟姊妹，全家人都深信基督教。养父已经过世，家中只有病弱的养母和年幼的妹妹。两家人都过着清苦的生活。他活动在两个家庭之问，读大学后就在外面寄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读过一些旧俄时代和革命初期的作品，特别是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带给他很大的影响。他最心仪的思想家是克鲁泡特金，原因是高中的一位生物老师不喜欢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学说，而提出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与他有关的种种事情。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家的自传》《面包与自由》《一个反抗者的话》《法国大革命史》便断断续续地给予陈映真很大的激动。而那些虚无党的作为更令他向往不已。巴金翻译的女革命家薇拉•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以及《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所记载的那些狱中的生活，也就成为他心中的英雄形象。有一次他谈及那些人在隔离的狱中以敲壁的方式作诗彼此勉励，就问我“那到底是怎样的技术?”当然我也不会知道。于是他就把自己景仰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作品，统称之为安那琪主义。安那琪是无政府主义的原文Anarchism的译音，经由他的融合，便成为一种带有社会主义意味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再加上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作品的影响，便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启蒙。这启蒙是充满梦幻和诗意的，当然也带有程度大小不同的激情，像人的初恋一样，俨然成了他一生中最珍惜的回忆。一九七五年，他经历七年牢狱之难后，仍在一篇《贺大哥》的小说中，对此有着津津乐道的回味：
贺大哥交给我的第一本课本，是黑色封面的《普希金传》，读着这个旧俄的天才诗人，集贵族、无赖、纨绔、天使和反叛者于一身的诗人，恁恣而斗胆地挑激命运中狂乱的欢乐和危噩的诗人的一生，对于在平庸和驯大的我，是不曾有过的震动。接着，我遇见了克鲁泡特金，随着他到过民国前的风雨的东北，随着他走遍腐败而顽固的俄国，随着他遇见直斥虚伪的礼仪，好学深思，称颂真诚的人类爱的、被屠格涅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俄国青年们；我也看见了整个当时在动荡中的西欧的动人心的风潮。
他所执着的理想主义便是由此而滋长出来的。此外，一提到新文学的创作，他最钦佩的一个人就是鲁迅。当他谈起来时，简直就把自己当成了鲁迅的私淑弟子。
其实，这样的思想历程也不仅限于陈映真一人，当时与他年龄相近的人，包括我和一些朋友在内，也几乎都有过同样的经验，只不过各人情况轻重有别而已。那是一个沉默的年代，也是一个盼望的年代；于是朋友与朋友、个人与自我之间便对下一步要走的路，提出各自不同的询问。记得有一次在旧书铺找到一本波兰作家显克维奇（H．Sienkiewicz)诠释历史的小说《你往何处去》，这书名便立刻引发出朋友问相互的反响。这是一个新的时代，陶渊明式的桃花源已经无法满足人的需求，于是承袭五四遗风，很多从外地传送过来的乌托邦思想便成为人们探讨未来道路的源泉。旧俄的无政府主义和一些作家所信奉的：关怀贫穷、反对不公、抗拒专制、鄙视奢华、追求简朴的生活法则，也便混合、传承下来成为知识界的美学。它们可以称为左派，但与政党并无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这样的思潮渐渐在台湾散发开来，绝非空穴来风。陈映真作品的出现，正代表这一发展的趋势。
那时代，只要能点燃一些理想主义的火花，就会把人聚集起来，于是我办《笔汇》时，就邀他写稿。他在《笔汇》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面摊》，用的是“陈善”这个笔名，是在一九五九年。他文字的魅力，优雅的语言、温馨的人间关怀，随即让人眼睛一亮，也开启战后台湾小说的新纪元。此后，直到《笔汇》停刊，他先后又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和伞》《猫他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苹果树》，和一篇谈论钟理和的小说集《雨》的随笔，并成为《笔汇》的同伙。他先是每一篇使用不同的笔名，后来才听大家的劝告固定用“陈映真”的名字发表作品。关于这个名字，他讲了一番来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说：在生父家，他是男生中的老二，原名陈映善，和哥哥陈映真是孪生兄弟。哥哥九岁那年，忽然天逝，他的父亲痛苦得难以支持，就每天跑到野外的河岸指着老天咒骂，不停地把石子朝向河的深处丟去，这样无告的申诉过了一段时期以后，愤恨竟然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他心中原来对上帝的虔诚不但复活了，而且更加牢固起来。这种像克尔凯郭尔（S．Kierkegeard)式的由信仰到绝望，再由绝望臻升到更加坚实的信仰的辩证过程，一直让陈映真困惑不解，也一直成为他一心想解开的死结。我听他这样叙说着，当然也无法有更深一层的思考，只是对他说：“你用哥哥的名字来写作，把你变成他，又把他变成你，不知他对你所要表达的，有没有意见?”并好几次怂恿他去莺歌，在他哥哥的墓前照一张相，题曰：“陈映真在陈映真墓前”。
他的这些作品不但明显地承继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风，而且比之茅盾和巴金等人，他的语言和描写，以及向自己心灵深处的挖凿则更为细致。而在其间所流露出来的缠绵不断的诗一般的韵致，类似基督教《圣经》中哀歌式的独白，全篇中难以拆散的忧郁情结，颓废中的无助和无奈，以及窒息中的重重压迫感，都让人有着难以承受的虚无，却又在虚无中让人感到亲切和熟悉。这种吸引力让很多年长一辈的人觉得重睹鲁迅《呐喊》和《彷徨》的风味：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作品虽然弥漫乌托邦的梦想，但蛻化自于安那琪的理想主义，却也可以使他们在迷茫中感受到一股新锐的力量；特别对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些能仍然困守在颓废中，自我感伤、相濡以沫、互相取暖的一群来说，也在无形中为之开启了更大的思考、追寻的空间。陈映真这一时期的作品所以受到注目，这是最大的原因。
陈映真一向自认为是个思想型的作家，这表明他的作品具有较深层次的内涵。他的人生态度固然可使其写作不落入世俗的窠臼，却也让他的心灵陷入异乎常人的纠葛和矛盾之中，特别像他这样一个从一生下来就浸沉在宗教信仰中的人。他的这种生长的过程，使人想到一位从旧俄成长出来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话：“一个童年就被宗教孕育的人，宗教往往会为他带来两种性格，一方面让他觉得在尘世之上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在指引他，使他喜欢文学、艺术、音乐，认为经由它们，让他在其中总感悟到有某种坚实的力量使他活得具有意义。而与此相对的，这也使他鄙视世俗的一切享乐，包括个人的情欲在内，都经常使之有着堕落的恐惧。二者的纠葛常使他的精神飘摇不安，不知何所去从。”
这种情况，使我不期而然地想到青少年时期的陈映真。他曾经说过，打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已有着强烈地要从基督教世界走出来的企图。虽然由于和家人亲密的感情，他一直没能对此有所宣示，但在内心里却已把那些当作孩提时代的鞋子，不再闻问了。虽然他在做着这样的取舍，其实并没有真的能够做到，基督教的教义以及与此有关的题材，一直继续成为他写作思考的根源。在《我的弟弟康雄》中，我们不仅见到这样的现实，还深切领受到他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一方面要在信仰中排除宗教，一方面却一直排除不掉信仰对他的影响：
我没有想到长久追求虚无的我：竟还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之律。
……
圣堂的祭坛上悬着一个挂着基督的十字架。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的欲情有份的肉体前，看到卑污的我所不配享受的至美。我知道我属于受咒的魔鬼。我知道我的归宿。
也由于此，他愈是抱持年轻人的浪漫，乃至逃脱不了种种情欲的诱惑，陷入心灵的天人交战，也就愈加使之咒骂自己的卑污，认定自己是不配享受人间至美的魔鬼。人世间愈是充满诱惑，他的难以自持便使之有着“原罪”的愧疚。所以，康雄的姊姊才如此说出如下的话：
……他们都不知道这少年虚无着乃是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基督曾那样痛苦而又慈爱地当着众犹太人赦免了一个淫妇，也许基督也能同样赦免我的弟弟康雄。然而我的弟弟康雄终于不能赦免自己的罪。初生态的肉欲和爱情，以及安那琪、天主或基督都是他的裂杀者。（所以我要告状!）
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白地感觉到：《我的弟弟康雄》其实就是陈映真对自己少年时代所作的告别，说它是一种抗议当然可以，说它是一种挽歌，也未尝不可。在这里，我们真实地见到陈映真身上的另一“少年维特”的身影。而且，当我们一群朋友还活在一般人所感受到的青春梦幻之时，他却已经深一层次地敏感到人生的虚无，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不知道那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
也不仅仅《我的弟弟康雄》如此，在他其他早期的作品中我们也同样可以见到陈映真和他那一代类似这样的精神面貌。不管那些人物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对未来抱持怎样的态度，也不管他们生命中的结局作了如何的选择，他们的忧郁、感伤、苍白、无奈和苦闷都是非常相近的。他们的抗议和控诉，他们的自毁和反叛，也都有着相似的悲苦。于是我就止不住想着：在陈映真的小说语言运用中，他是不是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方式，互相烘托以表达他自己和他那一代青少年内心的感受和犹疑呢？这样一想，我就觉得《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是他、姊姊也是他；《故乡》中的哥哥是他、弟弟也是他；《加略人犹大的故事》的耶稣是他，犹大也是他。这就像我们在鲁迅《范爱农》中的范爱农、《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等人的身上见到青年鲁迅不同的面貌一样，我们也在陈映真的小说人物身上，见到三十岁以前的各式各样的陈映真，不管激昂还是颓废，不管是犹疑还是失落，甚至不管是男还是女，都显示着在他们面前正摆着各式各样的路，等待他们去走、去开拓。有的让他们兴奋，有的让他们自在，有的让他们恐惧，有的让他们不安。都一一等待着他们。
陈映真自己承认：从他开始写作就带有左派的影响，但也自觉到那些所谓的影响其实是模糊和朦胧的。在《后街》那篇回忆里，他很诗意地说出了他当时的情况：
他从梦想中的遍地红旗和现实中的恐惧和绝望间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把抑压到面目不明的马克思主义同对于贫困粗粝的生活的回忆，同少年时代基督教信仰的神秘与疑惑，连同青年初醒的爱欲，在创作的调色盘中专注地调弄，带着急促的呼吸在画布上挥动画笔，有时甚而迷惑了自己。
但是，他一直不满意自己停留在文学的世界里，他自认在那一世界中他只能活在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之中，他要在这种不安中突围出来。这就给他带来新的困惑和犹疑。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他把基督教《圣经》中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作了新的诠释。耶稣的道路是平和的、渐进的；犹大的道路是激进的、功利的。于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就产生了纠葛。犹大借着罗马人的手杀了耶稣，想借此引发大的反抗力量，结果却也为之带来很大的悔恨。陈映真就如此申述了他对台湾现实的犹疑和焦虑。
于是，理想主义的陈映真便如此以彷徨、不安、苦闷、焦急的姿态于焉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上。
这就是陈映真在《笔汇》时期透过他的作品，所呈现的生活和思想的面貌。一九六一年《笔汇》停刊，我把他存放在我处的一篇《哦!苏姗娜》寄去香港《好望角》杂志发表，居然获得该刊主办的“现代小说奖”。虽然没有奖金，却引起广泛的注意。这一篇也可以算是《笔汇》时期的作品。
我所以特别把这一时期的作品与他后来的作品划分开来，是因为从一九六二年开始，特别在他大学毕业、入伍当兵以后，他已经在尝试新的改变，并且自觉地对自己过往的一切作了总结。他夫子自道地说：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定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头，他显得忧悒、哀伤、苍白而苦闷。这种惨绿的色调，在他投稿于《笔汇》月刊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间最为严重。
而《哦!苏姗娜》所显示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彷徨，以及思考着要去寻求一条新的道路。这也就是日本评论家冈崎郁子所说的，他这时期“可以说是陶醉在虚无主义中的。他喜欢描写死亡。在追求一个理想的终极不可避免必须面对死亡。换言之，他面对的是：理想人虚无上绝望人死（自杀），这种形式的死亡”（引自《台湾文学的现实》）。即使如此，就这些作品出现的时代与现实来说，他的虚无主义仍然有别于当时世俗的虚无主义。那时期世俗的虚无主义只是在现实的迷茫和颓废中原地踏步，陈映真的虚无主义则像旧俄时代那种，可以让人感到其中孕发出的一股新锐的力量。这些，一注入文学的美感，便发出巨大的吸引力。也为当时正在复苏、有着恶化倾向的工陶业社会所产生的迷惘，多多少少起了净化作用，于是在他身边便聚集了一些朋友。对当时很多年轻人来说，后来他写的“贺大哥”，其实就是那时的“陈大哥”。
四
陈映真的转变，很多人认为是在一九七五年他出狱之后。譬如前引的日本作家冈崎郁子便说：“在一九七五年之后，始终隐约在陈映真早期作品的死亡阴影，在包括《贺大哥》《上班族的一日》等两篇七十年代的作品中，已经消失而倾向于写实主义的文字。这之后他描写的已不是早期的幻灭和绝望，而是积极地描写希望和新生。”
其实这一转变是有它的过渡期的。今天回过头去检阅一下，便可发现这一过渡期的转捩阶段应是一九六二年到《文学季刊》创刊的一九六六年之间。在这一段日子里，我因为患病动了一次大手术，然后进入社会工作，整个人在各方面都显得非常懒散，陈映真也当兵结束，先进入一间私立中学教书，再去一家药厂工作。我们见面不多，但知道那是他最活跃的阶段。一九六二年，《现代文学》因为主持人白先勇的出国，约请姚一苇主持编务，两年之间，受到姚先生的邀约，他先后发表了《文书》《将军族》《凄惨的无言的嘴》《一绿色之候鸟》《猎人之死》，并在一九六五年与朋友合办了《剧场》杂志，除热心于二次大战后西方当代电影的介缙与评论外，还参与了很多现代艺术的活动，但在参与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演出后，便对现代主义的文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与刘大任一起退出了《剧场》。这时期他在思想上最明白的宣示便是他从《等待戈多》演出所得到的感受而写出的那篇《现代主义的再开发》。在那里，他宣示了现代人的无望以及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的无望。他要努力地从那一困境中走出来。
陈映真受鲁迅的影响极深，于是他也像鲁迅那样，同样承袭了尼采的孤傲和忧愤。大概也就因为如此，他便也像鲁迅那样，经由作品中的人物，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出路有着很大的失望和疑惑。在《故乡》中，一心一意要当牧师、当圣徒的哥哥竟然堕落成为赌徒；在《哦!苏姗娜》中，那些具有天才的人物，竟然一个个抓不住往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这使他忧心。他一再称赞他们是“用梦支持着生活，追求着早已被人类谋杀、酷刑、囚禁和问吊的理想”，但一落到真正的现实，便只能见到他们是有时浪漫而狂热，有时洒脱而颓废，言行之间经常流露着又似贵族又似浪子的犹疑和彷徨的作风。面对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其所作所为往往只能在自我满足的有限世界打转，而难以开拓出改革更新的道路。就这样正如鲁迅在《故乡》中一样，“出走”便成为他紧接下来要思考的主题。像他同一篇名的《故乡》中的弟弟，为了不蹈哥哥的覆辙所做的决定，就是这样的：
……
跳上列车，我感到的不是旅愁，而是一种悲苦的、带着眼泪去流浪的快感。我投进了繁华的恶魔的都市……过着拉丁式的堕落生活。留着长发，蓄着颚须，听着悲愁的摇滚乐，追逐着女子。
我于是簌簌然地流着泪了。
我用指头刮着泪。我不回家，我要走，要流浪。我要坐着一列长长的、豪华的列车，驶出这个狭小、这么闷心的小岛，在下雪的荒瘠的旷野上飞驰，驶向遥远的地方，向一望无际的银色的世界，向满是星星的夜空，像圣诞老人的雪橇，没有目的地奔驰着……
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
虽然如此，对陈映真而言，《笔汇》时期的“出走”与《现代文学》时期的“出走”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异。《笔汇》时期所显示的一切都只是情绪上的，到了《现代文学》时期显露出来的则是理智上的冷静和决绝。这是把《笔汇》时期的《故乡》和《现代文学》时期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作一对照，就立刻可以了然的。
在《兀自照耀的太阳》中，他不仅认定那些大人们都活得无可奈何的世界之中，而且也认定那一环境中的孩子也只能在等待中走向死亡。所有这些人的所谓活着其实只是在无望和绝望中数着日子而已。这样，他们的交往也只是索然的喃喃自语：
“……就不知道要怎么过完往后的日子?”
“那些过去的日子啊……”
“那些绝望的、欺惘的、疲倦的日子。”
与此一样，他们对孩子述说的、对未来日子的盼望，同样地也只是一片茫然：
“请好起来吧!……我们都等着同你一块儿重新生活呢！”
“……虽然还不晓得得要怎样过新的生活，但总是要像一个人那样地生活着。”
“是的，像一个人那样地生活着。”
“抛弃那些腐败的、无希望的、有罪的生活……”
这种身处黑暗与绝望之境的感受，在一九六四年的《凄惨的无言的嘴》中，表现得尤其强烈。在这篇作品里，他以一座精神病院来比喻他所身处的社会。在那里，不仅病人，就连医生和在那里做义工的人，都遭受精神上的摧残，一心一意要想从这个社会逃出去。这种心情在病人和一位将要出国的人所作的谈话中，就很坦然地流露出来：
“离开总是好的，新天新地，什么都会不同。”
我不置可否。但记得曾这样随便问过：“那是漂泊呀!或者简直说是放逐呀!”
他忽然那样笔直地注视着我。我看见他的很美的眉宇之间，有一种毅然的去意。他说：“你不也正漂泊着吗?”他笑了：“我们都是没有根的人。”而留下来的呢?那就连医生的梦也只是死亡的呈现：
“梦见我在一个翠房里，没有一丝阳光。每样东西都长了长长的霉。”
“有一个女人躺在我的前面，伊的身上有很多的嘴。”
“那些嘴说了话，说什么呢?说：‘打开窗子，让阳光送进来啰！’”
“后来有一个罗马人的勇士，一剑划破了黑暗，阳光像一股金黄的箭射进来。所有的霉菌都枯死了：蛤蟆、水蛭、蝙蝠枯死了，我也枯死了。”
这种半寓言半控诉的文字，不由得让人想起曹禺《日出》和《原野》中的呼喊，而且觉得它比鲁迅的《狂人日记》更尖锐，也更能震撼读者的心灵。在这里，陈映真的虚无主义的确散发出很大的张力。这种集结于内心的忧郁、苦闷、感伤已经到了非要抓住一条新的出路不可的地步，所以《笔汇》时期的出走是种表现在情绪上的出走，可以称之为“无根的漂泊和流浪”，那是生命中诗意的显现。到了《现代文学》时期，则提出了要改造人间现实和实践的要求，诗意的呈现已经蕴含了革命的意图。正如《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那些人，一面盼望“天一亮，我就好了”，一面挣扎着要“抛弃那些腐败的、无希望的、有罪的生活”。这些就使得他的小说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咒骂性；甚至在《猎人之死》中，借着对古希腊神话的诠释，作了革命的宣示。在这种诠释里，他对于猎人阿都尼斯和爱神维纳斯的无法结合，不予细致感性的说明，而是以“神谕”的高高在上的方式，断然判定在旧社会里，即便男女之间的情欲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在旧社会中，他们虽然也活在情欲的向往和追求之中，却无法获得真正心灵上的皈依，于是人们的相爱，仍然只是流浪、只是空虚。一切无望，只能等待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于是，对于新时代的盼望，也就成了一个动人的政治神话：
但流离的年代，将要终结。那时辰男人与女人将无恐怕地、自由地、独立地、诚实地相爱。
于是他把猎人阿都尼斯和维纳斯的年代当成旧的时代；盼望着在他们死后有一个新世界的到来。
自从猎人死后，那个古老而堕落的众神的世界，确乎整个地动荡起来了。那时火种早已自普洛米修斯神之手开始流散在人间。我们便这样地将历史从凶恶而充满了近亲相奸废颓的奥林匹斯山的年代，转移到人类底世纪了。
这种对原有社会的绝望也同样呈现在《将军族》那一篇小说上。一对卑微地活在乐队中担任表演的小人物，虽然互相关爱，但无法结合，最后只有抱着“待之来生”的抗议，双双走上自杀之路。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写的一对卑微小人物的悲剧，其实在其中他要表明的是陈映真的新社会必然到来的历史观：唯有一个新社会的到来，人才能彰显他的意义。理想主义之与他，已到了非走到实践的道路不可。从这一过渡期走下去，他所盼望的社会是怎样的，至此已呼之欲出了。
五
《文学季刊》是在一九六六年创刊的。一开始，陈映真的作品就呈现出崭新的风格。语言明朗，立场坚定，以往的那些犹疑、暧昧、彷徨、不安，都一扫而光。由此而下，他的小说便一个接着一个渐渐减低文学的艺术性，成为对现实批判、清算历史的武器。《唐倩的喜剧》尖锐地讽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思想界西化的浅薄和无根；《第一件差事》直指一九四九年以后来台的大陆人士内心所受的折磨和挥之不去的梦魇；《六月里的玫瑰花》则直接把箭头指向越战中的美国帝国主义。以往，他对自己和世界未来的走向所作的认识，还是飘忽的，至此已经有一定的标示；内心的挣扎没有了，语言的直率好像在宣示某种主张，而且他创作小说的兴趣已渐为政治评论和思想评论所取代。甚至有人（譬如叶石涛）便认为他的小说人物已充满杜米埃（H．Daumier)的讽刺画的意味。但是对于这类评论，他并不理睬。他所要求的是某种意念的表达和申述。
虽然如此，这样质朴率直的表现，当时也能够为一般的现实所接受。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冷战、越战、跨国公司，以及这些种种变乱所带来的，对于台湾社会人性的扭曲和荒废、分离主义的兴起、商品与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念、功利主义的泛滥，正不断搅乱着大家的思维。那时整个世界都在尝试着、企盼着改变，即使半封闭的台湾的社会也不免感受到国外的一些动荡。巴黎的五月风暴、美国的校园民歌运动和嬉皮活动，也在台北等地区引起了波澜。当时的台北，除了原有的明星咖啡馆外，新开了几家青年聚会的地方：作家咖啡屋、文艺沙龙、野人咖啡馆，每天都有一些年轻人在那里互发议论，校园里到处都可以听到琼•拜雅、鲍勃•迪伦的歌曲。各地的加工区出现了，也引发很多年轻人对弱势民众的关怀。台湾与中国大陆是隔离的，但也隔空抓药地带来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传闻，为人带来不少幻想。这是一段人文气象和现实关怀纠缠在一起的日子。当然其中也包含有成分大小不同的左派气息。后来海内外的保钓运动的兴起，就某些方面来说也是在这一现实中孕发出来的。
在这一时期，陈映真是非常激动的。大约在一九六七年《文学季刊》第五期以后，他立即推动刊物的改组，要求多登载有关现实的报道。并约了几位美国青年座谈美国的校园民歌运动。在报道的同时，他也紧跟着写了一篇《最牢固的磐石》，副标题是“理想主义的贫乏和贫乏的理想主义”，对于当时流布于美国的所谓“文艺复兴”作了严厉的剖析。他说：
他们出身于富裕的中产以上的家庭，在学费昂费、校誉优良的学府中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在这富足之中，也开始了一种批评意识。中产阶级生活中的恶俗、虚伪、罪恶和人与物的优错，仿佛在那些俚野的、辛酸的、愤怒的歌声中，显得更无法忍受了。攻击虚伪而堕落的中产阶级生活，是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特色之一，以富裕的出身为耻，为罪恶，并且把穷人和穷乏本身的理想化，又是旧俄时代民粹运动的土要精神，也曾影响了有岛武郎的文学和当代的思想界。
虽然他赞美了他们的可贵之处，却仍然认为他们是病弱的、欺惘的，如果真要走出去，便“只有同财主的父亲作了坚决的诀别的儿子，才能明白整个的真理”。
陈映真原先的理想主义便如此蜕变为他的革命主义。他不仅自我期许，也希望整个社会拥抱这样的变革。这在他的自我检讨中，已经赤裸裸地说了出来：
陈映真小说中的小知识分子，便是怀着这种无救赎的、自我破灭的惨苦的悲哀，逼视着新的历史时期的黎明。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便是介入的实践行程中，艰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作毅然的决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
这种诀别，在小说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冷酷的便是他入狱前所写的那篇《某个日午》。在那里，作为儿子在读完父亲平生资料而自杀前对他父亲所作的控诉，就真正成了一篇他对旧社会所作的判决书：
读完了它们，我才认识了：我的生活和我二十几年的生涯，都不过是那种你们那时代所恶骂的腐臭的虫豸。我极向往着你们年少时所宣告的新人类的诞生以及他们的世界。然而长年以来，正是您这一时曾极言着人的最高底进化的，却铸造了我这种使我和我这一代的人萎缩成为一具腐尸的境遇和生活；并且在日复一日的摧残中，使我们被阉割成为无能的宦官。您使我开眼，但也使我明白我们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组织性的欺惘。更其不幸的是：您使我明白了，我自己便是那欺惘的本身。欺惘者受到欺惘。开眼之后所见的极处，无处不是腐臭和破败。我崇拜您，但也在那一瞬之际深深地轻蔑着您，更轻蔑着我自己。我无能力自救于这一切的欺惘，我唯愿这死亡不复足另一个欺惘……
到了这个地步，他所谓的“诀别”便必然要经过一番的灵魂煎熬。这话怎么说呢？陈映真的一位老友南方朔评论过：怀抱乌托邦主义的人在人生态度上有着根本的信念，它的第一要义就是现世乃是一种堕落：“道德的人”被抛弃到了“不道德的世界”；如此一来，他便成为现世的否定者，否定别人，也否定自己。前者是容易的，后者是艰苦的，除非自己作假。诀别必然起于对以往一切事物和作为的决裂，把自己的一切所执迷、所眷恋的彻底打破打碎，这就非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来克制自我不可。如此一来，个人对人世事物的真实感受便渐渐为某种意识形态所牵引，所控制。
这种情况，在《笔汇》时期已经在陈映真的身上发生过，不过较为微弱罢了。发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时，在作品的后面，附有一篇后来收入全集时删去的后记，那是这样写的：
愿以拙文作为我对伊的激情的纪念。伊是个可爱的、好的女子。伊同我走在我底生命中的第一个青春里，伊接续着母亲的襁褓使我长大成人。也许拙文是诸作中最劣的一篇，但我信伊必不计较这些，因我想我底诚挚和爱恋伊必能了解的。我底一生一世都在为伊祈福。
后面附有“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凌晨于台北永和。”
这里所写的女子，名叫“阿蕙”，这是陈映真多少次向我说及的，在此之前，他们一起寄居在台北市和平西路、泉州街口的一家学生出租宿舍，那宿舍很像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所写的穷学生宿舍。而陈映真和阿蕙在一起的事，也很像那小说中的情节。陈映真常不时地怀想那一段日子，问及他们何以非分手不可，他又欲言还休。有一次被我逼急了，他竟然叫着我的绰号说：“驴子啊!一个人要是一直沉醉在罗曼蒂克的醉梦里，是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的!”
我不知道，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这是不是理想主义对他最初的一次考验和折磨?
与此一样，在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着一些生活上的矛盾，一边是他所执着的“知识”告知他的，一边是他从真实的感性生活中发生出来的。譬如：他也多次地向往于中产阶级的优雅生活，迷惑于贵夫人的庄重大方，但是，在认知上他总是排斥着中产阶级的。于是信仰有时便让他陷于难局。在这一点上，他对某种思想的执迷和投入很具有教士般的情怀，虽然他说要从宗教的信仰世界走出来，其实没有，他是用另一种信仰加重了原来的信仰。从《我的弟弟康雄》开始，到《故乡》《哦!苏姗娜》，再到《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猎人之死》，他曾一次又一次刻画着“圣徒”和“先知”的形象，也不时地以类似这样的姿态把自己当成带引社会前进的引航人：蔑视一切浪漫的作为，不愿意世俗的事物破坏了自我塑造的完美的形象。记得有一次他安慰我感情上的挫折时，竟然嘲笑着说：“哎呀!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总是把爱情看得那么神圣。什么是爱情？那不过是求偶期的荷尔蒙作怪罢了!”他虽然这样唯物论地解释世界，却也不时地为感情所困，骂自己没有出息。
那时《文学季刊》朋友，在思想上也有争执。在我们介绍谈论意大利电影导演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和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的《红胡子》时，陈映真和七等生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七等生是一位绝对的个人主义者，认为生命就该是生活的自然表现，甚至婚姻都不应该受到先验的或传统的观念约束；陈映真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和发展，都必须遵照一定的理想和规律而行，而在他的所作所为中便都用左派的法则作为是非对错的标准。那年代，台湾正流行着存在主义，知识分子问也喜欢谈论“自我救赎”，一般来说，那只是浮面地要求人要有活着的尊严和自由，而陈映真则直认为那只是资产阶级控制下的“狗窝里的哲学”，对人类的发展没有助益。在这方面他是左派，认定只有整个社会改造了，才有个人的完成。在那些日子里，各类的议论也不时地出现在青年族群中，现代主义的作品渐渐成为青年的读物，而陈映真则经常谈论着不知从哪里阅读到的中国大陆出版的《红岩》和《西行散记》一类著作。于是，他原有的理想主义便在他的生命里一步步转变成为苏联式的乌托邦。不过，他的这种真实的转变过程，我是要到他出狱后，才从他的自白中得知的。根据他的自述，那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六四年），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日本知识分子，经由这异国友人诚挚而无私的协助，他得以在知识封禁严密的台北，读到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新的彻底（radical）的知识，扩大了仅仅能从十几年前的旧书去寻求启发和信息的来源。
一九六四年，他的思想像一个坚持己见的主人，对待不情愿的伙计那样，向他提出了实践的要求。命运是这样的不可思议，竟然在那侦探遍地的荒芜时代，让几个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各种软弱和缺点的小青年，不约而同地，因为不同的历程而憧憬着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
一九六五年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大正末一个日本社会主义者写的入门书《现代社会之不安》，为他的读书小圈增添读物。
至此，文学的陈映真便一变成为政治的陈映真。从此以后，他的文学便一变而为他的政治工具，他说他是一个思想性的作家，其实明白点，在他的写作、认知上，已经有某种力量在控制着他。他用原先的安那琪的世界的梦想来想象苏俄布尔什维克的世界，把莫斯科和延安设想成自己生命中的耶路撒冷。在其新的“天路历程”的追求中，成了道道地地的集体主义的拥护者。虽然如此，在实质上，我仍然觉得他是活在梦幻的世界里，因为他并不曾真正地接触过现实政治的斗争。现实政治的斗争是用血泪、屠杀与欺骗进行的，而在他的乌托邦设想里却只见到花香和奉献。在《哦!苏姗娜》里，他批评他所不满的一代都是活在梦中的族群，事实上他自己也一直活在自己编织的梦中。他与他的某些同志和狱中难友，其实也是一直以他们编织的共同梦想来相濡以沫的。读一读他的狱中回忆就很清楚。问题是：当这种理想一遭到破碎时，那该怎样去承受呢？
六
陈映真是一九六八年入狱的，一九七五年出狱。在此七年之间，也是左派在各地呈现狂热日子，很多海外的和居住在台湾的华人有不少人也正痴迷着一个新中国的崛起。香港的《七十年代》《磐古》等刊物，便不时传送着这样的讯息。于是随伴着这一盼望的出现，很多台湾岛内外的活动便很自然地着上了左翼理想和梦想的色彩。一九七○年保钓运动的出现与发展，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但是，这一高潮不久即在华人世界产生严重的挫败，成了过眼云烟。
陈映真七年的关禁，并没有让他沮丧，出狱后他依然照着他坚持的信念和理则去做他的工作。但“文革”对他的打击，同样也多少影响着他，有一阵子他有些心灰意冷，我就劝他打起劲来写作，他回答我说：“写什么？人都被打败了，还谈什么写作?”我说：“就写打败好了!这不就是一次另一种开始吗?”他不以为然。对于很多人批评中国大陆依然抱持怀疑的态度，他相信资本主义必然要遭到淘汰，所以他便继续着力于《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写作，努力于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跨国企业。之后他写出了《铃铛花》和《山路》，借以重温左派理想主义的历程。在这期间，他仍然贯彻着他在《贺大哥》中所坚持的信念。
“你的一生，如果明知道理想的实现，是千百世以后的事，你从哪里去汲取生活的力量阿。”
“不”，他说：“毋宁是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及身而见到那‘美丽的世界’，你才能开始把自己当作有史以来人类孜孜矻矻地为一个更好、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而坚毅不拔地奋斗着的潮流里的一滴水珠，看清楚了这一点，你才没有了个人的寂寞和无能为力的感觉……并且也才得以重新取得生活的、爱的、信赖的力量。”
于是，即使他觉知自己向往的现实的实践遭到很大挫败，理想主义的信念仍然是他人生的第二忌义。这一设想的结果，就使他写出《山路》那样的作品。
这篇作品文字很长，但却真实地表述了很多当代中国知识青年的心路历程。陈映真显然也是其中之一。为了便于了解，这里只好引用钱江潮先生对它的简述：
三十多年前，黄贞柏、李国木的大哥李国坤、蔡千惠的二哥蔡汉廷，都向往共产革命，后来却有着不同的结果。蔡千惠曾在一条小小而又弯曲的山路上，聆听黄贞柏讲他和好友李国坤他们的工作，讲他们的理想，讲中国的幸福和光明的远景，而深受感动。不多时，蔡汉廷在亲历过大陆的恐怖的父母亲劝说之下，向当局自首，使得蔡千惠终生都鄙视这个背叛者的二哥，成为后来逃离罪愆家族的主要原因。黄贞柏和李国坤被捕，李国坤被枪决，黄贞柏被判无期徒刑。尚在读书的蔡千惠，同情李国坤贫穷的煤矿工人家庭，和他革命的殉道精神，谎称她是李国坤的遗孀，到李家承受了一生的劳苦，侍奉公婆，帮助李国坤的弟弟李国木读中学读大学。李国木后来成为会计师，生活因而改善，与三十年前有天渊之别。
蔡千惠对于被判无期徒刑的黄贞柏，三十多年来，渐渐淡忘了。有一天，出乎意外的，忽然从报上看到黄贞柏被释放的新闻，这个陡然的冲击，使她热泪纵横。她于是回想到过去，回想那弯曲山路的谈话，回想正直磊落的李国坤为共产车命而死，回想曾以身相许的黄贞柏为共产革命坐了三十多年牢，而又回想自己为了内心革命的狂热，鄙视二哥对革命的背叛，要赎回家族的罪愆，离开父母到李家受了三十多年的苦。而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变化，那个曾经使许多人投身的革命堕落了，那么李国坤的死，黄贞柏的半生囚锢，不是成了比死比半生囚禁更残酷的徒然吗？而自己处身于由李国木一寸寸建立起来的房子、地毯、冷暖气、沙发、彩色电视、音响和汽车的享受中，这一切，不正是当初所反对的资本主义的商品吗?还有那原本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她怀疑起过去执着的信念，解不开这个忧愁愤怒的情结，因而否定了自己生活的意义，终于萎弱衰竭而死。
其实这也可作为中国几十年来左派理想主义者的奋斗小史来看。读着，读着，我几乎弄不清那位执着的献身者到底是蔡千惠，还是陈映真自己?而且在其间感到有着无法排除的挽歌的苍凉。于是，有人把这篇作品解说成“是陈映真为自己树立的贞节牌坊”，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便也会设想陈映真下一步的走向，如前述的冈崎郁子就质问着：“一直梦想革命创建社会主义的他，目睹中国大陆的堕落包括对自己的反省，会不会使得他不得不又再次走向虚无?”
这种担心，其实陈映真本人也的确有过。他的一位终身的老友吴耀忠，跟他一起入狱，出狱后由于内心的悲痛和生命的无着，终于在酗酒、病痛中去世。陈映真一九八七年悼念他的那篇《鸢山》，除了感伤的回忆外，更有着不知如何解说的忧心。他叙述两人的当年作为说：
那些年，啊，我和他共读过多少破旧的新书。读斯诺的《漫记》，使我们心中战栗、热泪盈眶；读艾思奇的《哲学》，世界和生活顷刻改变了意义，当我们偷偷地唱着中国的新歌，有时竟而也使他感极而泣，不能终曲……
然后又叙说了后来的挫败：
约一九八○年以后，我和爱他的朋友们逐渐发现到他心中那至深不可自拔的废颓。表面上他日日醉酒，任性而又极度的虚无，但实际上他在对自己的许诺和失望、哀怨和愤怒的循环中不住地挣扎，终至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完全放弃了自己，任自己在那深不可知的忧伤、绝望和颓废的恶流中，逐波而去。
最后警惕地对自己说：
革命者和颓废者，天神和魔障，圣徒与败德者，原是这么相互酷似的孪生儿啊。几个惊梦难眠的夜半，我发觉到耀忠那至大、无告的颓废，其实也赫然地寓居我灵魂深处的某个角落里，冷冷地狞笑着。
他这些充满诗意的纠葛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它的意向，但仍然会让人感受到他面临挫败所产生的忧惧。陈映真自称他一生中最大的撞击而又促使他做出改变的便是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诸多因素让他想象着那是一个人类新世纪的开始，也因为如此，后来“文革”真相的揭发也就必然带给他很大的痛击。这是让人受不了的，他必须为自己取得解脱。就在这一阶段，一九八八年台湾的“中国统一联盟”成立，他当选第一任主席，一九九○年，他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在官方的陪伴下参观了很多建设，这些物质方面的成果，又再一次重燃起对于共产世界的执着。于是，在这以后，他一直觉得“文革”是一场大的功业，其态度之坚定和执着，真让人，甚至多年的老友百思不得其解。
这些年来，每当有人质疑陈映真的变化，我就止不住想起一首他也喜欢的诗，里尔克的《豹》：
他的目光被那走不尽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杆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他在这极小的圈中盘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怯的静寂，
在中心化为乌有。
里尔克写的是人的处境，一生中总不断被各种不同类型的铁栏围困着。然而，他不知道：在世界的种种铁栏之中，政治主义的铁栏是最难突破的。于是很多人一进入政治的陷阱，便会很快变了样子。于是，便出现如是的现象，那就是：他们虽然经常反抗某种政治现实，而又不知不觉陷入另一种现实政治的牢笼中；于是就一直活在被铁栏困扰的小世界里，在被蒙上眼罩后，不仅看不到自己所不愿见到的现实，而且经常会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尊崇的政治主义当成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在追求此一目标之下，甚至独裁、专制、暴力、谎言都被当成可行的“正义”。在本文前引的雅各比的书中，他曾归纳着当代很多著名学者的看法，认为近代乌托邦主义的追求，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下，经常会把理想主义带上暴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大困局。陈映真喜欢这首诗，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对它产生感慨!
回顾映真过去岁月，他一直是一个活在自己的理想中，而不断在挣扎中努力奋斗的人。几年前，他曾为我的一本杂文集作序，其中引用的基督教经文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上：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
不要怕他!
但触目斯世，在一些政治的运作中，却有另一种现象，那就如加缪所说的，统治机构往往经由教育、宣传、艺文与作为，会把人道主义种种名词当成自己争取权势利益的幌子，让人活在种种虚掷的理想之中，然后，在经过一段时日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的享受后，又彻底改变人的意志；其结果不但杀了人的身体，而且最后也毁坏人的灵魂。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知识分子的何以自处，就成了椎心泣血的抉择。
（刊于2007年12月《印刻文学生活志》，2011年6月修改重写。）
【音频】洱海治污 如何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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