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文
我至今记得七岁那年的夏天,父母所在三线厂的大喇叭突然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放,转而开始用低沉而悲痛的声音广播悼文。当时我正在门前和小朋友们嬉闹玩耍,被母亲一把拉回屋内,郑重其事地叮嘱我说,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地笑出声,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
年幼的我虽然不明就里,但还是很快接受了母亲的解释,并且在剩余的那一天里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得过于开心。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严格说来,母亲给出的解释并非“道德理由”,而是一种“直觉锻造”与“情感规训”——“慈祥”的“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闹当然是错误的行为。这是无须借助任何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愉悦,听见“癌症”会心悸,而面对一个慈祥的奶奶的去世,最自然的反应当然就是保持哀痛的心情和肃穆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