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情感教育

2014年04月25日 14:21 来源于 财新网
道德推理常是道德情感的仆人,甚至当仆人无法找到更好的理由为主人辩护时,主人仍旧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周濂|文

  我至今记得七岁那年的夏天,父母所在三线厂的大喇叭突然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放,转而开始用低沉而悲痛的声音广播悼文。当时我正在门前和小朋友们嬉闹玩耍,被母亲一把拉回屋内,郑重其事地叮嘱我说,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地笑出声,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

  年幼的我虽然不明就里,但还是很快接受了母亲的解释,并且在剩余的那一天里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得过于开心。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严格说来,母亲给出的解释并非“道德理由”,而是一种“直觉锻造”与“情感规训”——“慈祥”的“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闹当然是错误的行为。这是无须借助任何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愉悦,听见“癌症”会心悸,而面对一个慈祥的奶奶的去世,最自然的反应当然就是保持哀痛的心情和肃穆的表情。

  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乔克认为,人类是“情感优先”的动物,我们在处理信息时远非传说中的那么理性、中立和客观。恰恰相反,在理性思考之前,我们首先作出的是情绪上的判断,它不仅在时间上优先,而且也比理性更为有力,因为它直接地激发和影响行为。扎乔克说,任何词汇或图像只要多展示几次,就会对它产生好感。这种把熟悉的事物标记为好的事物的倾向,可以称之为“曝光效应”。

  从小到大,我们正是在各种“曝光效应”中接受了一整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最终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比如宋庆龄是“慈祥的”,毛泽东是“伟大的”,周恩来是“敬爱的”,旧社会是“万恶的”,国民党是“腐败的”,说到台湾就联想起“收复”,看见民主就自动续上“乱象”二字,至于美国,不仅是“美帝国主义”而且还要加上“邪恶的”和“亡我之心不死”⋯⋯

  这种不假思索的情感反应在心理学里有个专业说法,叫做“模式匹配”,它经济实用、迅速自发而且惰性十足。哲学家总是认为理性应该并且能够主导情感,但是道德心理学最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每当人们做出判断和解决问题时,首先会进行异常迅速的直觉判断,然后才会开始事后诸葛亮式的合理化论证。换言之,道德推理常常是道德情感的仆人,甚至当仆人无法找到更好的理由为主人辩护时,主人仍旧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通过事后的道德推理来质疑并修正最初的直觉判断。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曾用象和骑象人比喻情感与理性,大象(情感)虽然不是绝对的独裁者,但相比骑象人(理性),大象的权力或者说惰性要大得多。

  在我的个人经验里,大象的惰性最突出地体现在“敬爱的周总理”这个判断上,虽然有很多的史料证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犯下错误且存在一些缺陷,但都不能彻底改变我内心深处对他的温情和敬重。当我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骑象人果真无法左右大象时,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永远都无法说服某些左派朋友。

  海特在2012年出版的《正义之心》中罗列出六种作为道德基础的直觉,它们分别是:关爱/伤害;自由/压迫;公平/欺骗;忠诚/欺骗;权威/颠覆;神圣/堕落。海特认为,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自由主义最在意的道德基础是前三种,反映在社会和公共政策上,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反对强权压迫、强调对穷人的同情等等。而保守主义者则涵盖了全部六种道德基础,当然,相比自由主义者,他们更愿意牺牲关爱,以实现其他的道德目标。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它对于我们的启发就在于,第一,自由主义的中国化之所以面临着种种困难,一个根本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我们从小缺乏关爱、自由以及公平的情感教育;第二,在面对道德分歧和政治冲突时,我们不仅应该放弃“我是真理、你是谬误”的独断论立场,而且要把重心放在和大象的沟通上,而不仅仅是和骑象者对话,因为情感教育才是改变一个人的根本途径。

  不久前,普京与俄罗斯民众电话连线,自称如果他是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一定不会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逃之夭夭。普京的解释是:“人都是在危机情况下做决定,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出发。大家知道,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对外情报局,在那里我接受了一定的教育。这种教育就是完全忠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尽管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正确的回答,但是假如危机来临,我对普京的大象做出这样的反应还真不太怀疑。

周濂
周濂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版面编辑:王影
财新传媒版权所有。
如需刊登转载请点击右侧按钮,提交相关信息。经确认即可刊登转载。
推广

财新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