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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奥运奖牌

2012年09月21日 16:12 来源于 财新网
现代奥运会的出现,恰逢一个高度专业分工的时代。类似尼尔斯·玻尔,这种早年在职业足球队守大门,然后还能得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物,实属罕见

  【从远处看】(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李大卫)早想参观洛杉矶自然博物馆,那里新布置的恐龙展厅,被评论界描画得十分拉风,可身在几千英里外的纽约,只有的份儿,直到最近跑到南加州办事,才终于如愿。但今天的话题跟恐龙没关系。博物馆位于南加州大学(USC)附近的展览会园区,周边还有弗兰克·盖里设计的,立面上高挑着一架F-104战斗机的加州科技馆,以及非洲裔美国人博物馆。与之相隔不远,则是有名的纪念竞技场。很多中年以上的朋友应该记得这个体育场。它就是1984年那届奥运会的主场地。那也是二次大战后,我们首次派运动员参赛,并在此获得历史性的首枚金牌。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时隔几十年之后,高调重返国际社会。

  再说几句题外话:当时,东西两大集团之间的冷战尚未结束。由于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受到多国抵制(不仅西方,也有中国)。四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自然受到苏联及其仆从国的报复性抵制。然而,做为华沙条约成员国的罗马尼亚,却派队出现在洛杉矶赛场,说明东方集团已经难以掩饰其内部的裂痕。五年之后,布拉格爆发了“丝绒革命”,柏林墙也随即倒下。谁说不要把奥运会政治化?这项活动一向就是政治化的,即使不提1936年那届,标志着纳粹在欧洲崛起的柏林奥运会。

  眼下谈奥运,算不上应时的话题。伦敦的热闹刚成过去,而里约承办的下一届,还属遥远的将来。这里要说的,是现代奥运会原有的一项内容,但被后世遗忘了。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若干城市举办过不止一次奥运会。记忆所及,伦敦三届,最多;其次如雅典、巴黎,还有洛杉矶,都曾办过两届。但我面前这座纪念竞技场,却是历史上唯一一座见证过两届夏季奥运的体育场。早在1984年之前,这里已经举办过1932年那一届。在那个一切以巴黎、伦敦为中心的时代,洛杉矶只能算是西方文明的遥远前哨,加之当时全球经济尚处于大萧条时期,很多国家的运动员根本付不起前往参赛的路费。洛杉矶本身的经济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节俭成了必要的选择。组委会把一座用了将近十年的体育场稍加扩建,做为主赛场。结果,这座始建于1923年的场地,直到今天仍在定期承办重要的体育比赛。看来,用上一个世纪毫无问题。

  然而,这样一届因陋就简的奥运会,却不乏创举。比如为各国参赛运动员修建奥运村,以及比赛前三名选手登上三级站台领奖,都是在1932年的洛杉矶最早出现的。现在的人往往对早期奥运会的竞技水平不以为然,但那个时代的体育比赛,却和人类状况的更高理想有关。比如道德、体力、技巧、智慧、审美等各种能力的全面发展。当时的奥运会,除竞技体育之外,还包括文学艺术方面的竞赛项目,共有建筑、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五个项目,每个项目再分若干单元。那一年的优胜者中,至今为人所知的,有捷克音乐家约瑟夫·苏克,以及美国雕塑家马昂里·杨。

  苏克的名字,一般的音乐爱好者都不陌生。他早年师从德沃夏克学习作曲,还娶了老师的长女为妻,并育有一子。去年去世的小提琴家约瑟夫·苏克,就是他的孙子。苏克一家非常有意思,一连三代重名,都叫约瑟夫。当年他以一首名为《奔赴新生》的曲子获得银牌(金牌空缺)。至于马昂里·杨的名字,我也是最近才从杂志社上读到。此人出身盐湖城,是摩门教早期重要人物杨百翰(Brigham Young)的孙子,早年先去巴黎游学,回国后在纽约执业。他曾做过一系列表现拳击的雕塑,其中一座题为《击倒》(Knockout),为他赢得一面奥运金牌。这件作品,现收藏于华盛顿的美国艺术博物馆。

  将文艺创作纳入竞赛项目,是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的构想。他立誓“让肌肉和心智,这对离异已久的怨偶重新复合”,而且要让国家之间通过和平竞赛,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分出胜负。落实这项计划远非一帆风顺。经过几番波折,终于在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初步实现。顾拜旦本人还用化名,提交了一首题为《体育颂》的颂诗,最终获得金牌。但艺术竞赛赢得公众关注,则还要等到1924年的巴黎。那一年,共有将近两百名艺术家提交了自己的作品,其中甚至包括三位苏联公民。当时,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拒绝派运动员参加“资产阶级的庆典”。

  即使在西方,这种做法也始终备受争议。首先,提交参赛作品的艺术家大多靠委托定件为生,因此属于职业人士。然而奥运会的宗旨之一,就是标榜业余精神。再者,所有竞赛作品都有“命题作文”的性质,即按照规定,它们要以弘扬体育精神为主题。而这段历史,恰好与西方文艺的现代主义兴盛重合;后者的原则,却是艺术的自治,拒绝服务于一切功利目的,同时蔑视煽情。有这样的时代精神,你就不可能指望文艺圈的一线人物积极参与,比如让毕加索画一张拆解体操动作的油画,或是理查·施特劳斯来一首运动员进行曲,虽然斯特拉文斯基曾以评委身份参与其事。而新兴的艺术门类,如电影和流行音乐,又入不了趣味老派的顾拜旦的法眼。结果艺术和运动之间的互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现代奥运会的出现,恰逢一个高度专业分工的时代。类似尼尔斯·玻尔这种,早年在职业足球队守大门,然后还能得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物,实属罕见。历史上只有两人,曾在竞技体育和艺术上,都赢得过奥运会比赛。一是美国人维南斯,曾在1908年的射击和1912年的雕塑竞赛中,两次获得金牌。再就是匈牙利建筑师哈约斯。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得到建筑比赛亚军之前,他曾于1896年在雅典获得两面自由泳金牌。那时候的游泳比赛,是在海水里进行的。当时他顶着风浪,游出百米1分22秒2,1200米18分22秒1的成绩。此后他还在国家足球队担任前锋。而他设计的运动场,有些至今还在匈牙利使用。但是,这都是旧时代的人了。

  顾拜旦的和平主义理想,也未能阻止人类的暴力竞争,奥运会场最多能为一些国家提供公关机会。还是前述那届洛杉矶奥运会,日本人西竹一男爵赢得了障碍赛马冠军。当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满一年,西方各国对于日本抱有强烈恶感。然而这位英语流利,教养良好的贵族军官,极大改善了他们的国家形象。他被四处邀请,并且成了好莱坞巨星玛丽·碧克馥和范朋克夫妇的座上宾。他的行伍生涯,包括指挥牡丹江驻军的坦克部队。1945年,太平洋战争进入尾声,他奉命在硫磺岛抵抗登陆美军,最后战死。最早知道此人,还是因为伊斯特伍德的《硫磺岛来信》。说来也算跟艺术沾边。

  李大卫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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