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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

2015年07月10日 14:34 来源于 财新网
“乌托邦”国民享有的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如今在一些发达的私有制国家里已经实现了。

  名著的启示】(文化专栏作家 米琴)一位当代中国学者,在一篇探索人民公社思想渊源的文章里,提到英国作家莫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Utopia,1516),认为这部产生于16世纪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国家”。[注1]

  文章回顾了人民公社的创建过程,称其“包含了有史以来最美好的理想,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至少3000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的各种疾病,另外3000万人则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未能诞生”。虽然这个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行动彻底失败了,可文章作者仍认为共产主义国家是“完美”的,是“最美好的理想”。另一篇发表于2012年的文章《读<乌托邦>——析托马斯·莫尔设想的公有制》的作者,也认为《乌托邦》“展示了完美的共产主义国家图景”。

  莫尔《乌托邦》中刻划的共产主义国家到底是否“完美”颇值得探讨。主张财产公有和共享的想法早在古希腊作者 Epiphanes 所著的《论公平》(“On Justice” 或“On Righteousness”)中就出现了,但莫尔在小说《乌托邦》里,第一次设想了实行公有制的国家的详情细节。“乌托邦”即有“好地方”又有“乌有之乡”之意。且不论这理想国是否能实现,先看看这是否是人们会向往的“好地方”。

  在“乌托邦”这个国家,一切资产都属公有,也就是全民所有,没有个人财产。甚至每个居所内的财产也不属于个人,人们每隔十年就必须互换住房。因为取消了私有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个人都为社会目标奋斗,没有互相之间的斗争,而是利益共存互惠。所有的人都明白,“大河没水小河干”。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仅是需要并非奢求)。每个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医疗教育等都得到保障。

  这种体制的前题是强调人的共性和理性,抹杀人之间的差异,个性特点,要求个人完全融入集体。在这个国家,个人没有太多选择的自由。每天的作息时间都是统一安排,住房都是统一的格式,就连外套的颜色也都是一致的。外出到另一个城市要得到领导批文。人们虽然每天只工作六小时,但实际上工作带有强制性质。总之,这个公有制社会是以牺牲个人权益、自由、欲望和兴趣等等为前题的。

  与西方文化中的众多共产乌托邦小说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微乎其微。不过,现代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在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中国百姓们,对个人融入集体的生活有充分的体验,但是并没享受到“各取所需”。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什么免费医疗之类的社会福利了。

  然而,“乌托邦”国民享有的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如今在一些发达的私有制国家里已经实现了。比如,全民健保,义务教育,退休保障,遍及各社区的公共图书馆。低收入者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像是廉价住房,亦称为福利房。其子女可以免费享受中小学午餐以及大学教育等等。而日常给“穷困线以下”家庭的各种补助,已使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大大地超过了“乌托邦”国民的生活水平。当然,贫富差别仍然巨大,而“乌托邦”的设想是人与人之间在各方面都完全平等。

  乌托邦国由三极组织的领导来监督管理。领导是由下而上的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国家管理公开透明,完全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乌托邦》作者在王权专制时代设想的民主选举,后来在很多并未实行公有制的民主国家都实现了。

  实行“公有制”的中国却难以实现这种选举制度。人民公社也采纳了三极组织领导: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也规定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领导由社员代表大会产生。体验过人民公社的人都知道,选举制形同虚设。公社领导名单让下面社员“通过”也纯粹是走过场。在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城市里,领导名单也是自上而下产生,再由民众“通过”。管理国家的权力并不在“全民”手上。

  共产主义“乌托邦”最吸引人之处是其良好的社会道德。因为取消了私有制以及金钱货币的使用,也就不存在坑蒙拐骗、造假骗钱,盗窃抢劫、杀人越货之类罪行。禁止妓女、酗酒、赌博等等的措施也行之有效。

  在“乌托邦”,婚外情受到严厉谴责,当事人会终身蒙受耻辱。这和以前中国人也会因“生活作风问题”沾上去不掉的污点一样。“乌托邦”国民的离婚也受到一定限制。破坏夫妇关系的一方甚至会被判罪。国家或公众介入私生活,似乎是公有制社会的特点之一。

  至于国民的无私从善等美德,似乎并不是公有制就能解决的,还得靠从小教育,经常提醒以及“斗私”活动来保持。教育由教士进行,而教士只能由品德最高尚的人担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让人们从小就信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中国则是让人们从小竖立伟大、崇高的革命理想。二者都和“信仰”有关。

  在“乌托邦”,人们每天在进行午餐及晚餐之前,都有人先读一段劝人为善的书。这让人想起中国曾有过的“天天读”,也就是每天读红宝书,特别是“老三篇”中关于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段落。“斗私”活动则是玩一种恶念和美德斗争的棋类游戏。通过游戏演习美德采取什么样的防护来阻止恶念的袭击,以及用什么样的计谋来挫败恶念的花招。这让人想起中国曾号召过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乌托邦”还竖立“好男人”和“好妻子”模范,让大家效仿他们的举止。在家庭里还实行大孩子和小孩子结合的“一帮一,一对红”。所有这一切纯洁道德的措施,都只能在一个思想高度统一,控制格外严密的社会才能行得通。

  “乌托邦”国民对物质享受的极度鄙视,恐怕很难让现实社会中多数人接受。追求奢侈生活被认为是可耻,就连涂脂抹粉和配带珠宝首饰也受到嘲笑。“乌托邦”国民过着在今人看来非常环保的简朴生活。比如每人只有一件外套,一般用上两年。公共餐厅倒是供应精美菜肴,但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人们的业余时间大都用于听专职人员做学术报告,以及学哲学、外语和读经典名著等等。他们对外国过客所带来的各种名著,不管是哲学、文学、历史以及科学方面的,都认真保存,积极阅读,并不担心会受到精神污染。实际上,这种崇尚精神享受的生活,和“公有制”没啥必然联系,在私有制社会也有不少人选择过这种生活。[注2]

  [注1]<人民公社制度的大同思想渊源>,《沉浮》,凌志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

  [注2]本文参考的是英文原著:The Utopia of Sir Thomas More, Walter J. Black Inc. Roslyn, N.Y.1947

责任编辑:刘芳 | 版面编辑: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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