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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年

2013年01月25日 14:00 来源于 《财新周刊》
我们得选择自己版本的世界,给它涂上颜色;我们得决定自己要在哪一个世界里生活

刀尔登|文

  早知文字的魔力;但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我不知道文字的力量有如此之大。1981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岳麟翻译的《罪与罚》,读到拉斯柯尔尼科夫作恶后热病复发,觉得自己也发起烧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停地产生幻觉,其中一个是被各种各样的人包围,“他们叹息着,争论着,互相呼喊着,一会儿把话说得很响,像在叫喊,一会儿又压低到像在窃窃私语。人一定很多,整座房子的人差不多都跑来了。”他这么写呀写呀,我读得呼吸困难,从床上跳下来,大口喘气。

  我住在临街的小房间里,在一幢老式楼房的底层。窗外是垃圾通道,早上四点半钟,一位老头儿——有时带着他的妻子——准时赶来,用一柄大铁锹,在水泥通道里吱吱嘎嘎地铲。我早就不再抗议了(如果某一天他没有来,我也会在那个时刻自动醒来),有时走到外面,同他聊几句天。送走他后,睡意全无,看一会儿功课,然后到街上跑步。天或早或晚地亮了,人陆陆续续出现在街道上,世界即将还原为我们在白天熟悉的模样,这时,一个问题难免要跳到心里:这个世界,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彼得堡,是同一个吗?

  我相信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大约就是在1981年前后定型的。如同我们不能在同一时刻“全部”看见一张桌子上的什物,我们从来不能看见任何事情的“本来样子”(如果这个词有任何非形而上的意义的话)。我们得选择自己版本的世界,给它涂上颜色;我们得决定自己要在哪一个世界里生活。

  1981年发生了许多事情,诸如“决议”;胡耀邦出任中共总书记;“五讲四美”;女同学都在读琼瑶,读完后再看我们,就只有不满的眼神了。我们这些男中学生,衣着可笑,打打闹闹,没有女朋友,没有钱,一大消遣是看电影。在排队买票的时候,一个同学装出意味深长的口吻,说:“这些人……他们早晚要给咱们让地方的。”他们;我们。是的,生活已展示出荒唐的、缺少意义的一方面,只不过,在这些尚未成年的人看来,那是别人的生活,而我们自己的,则注定会丰富多彩。在此两年前,从《世界文学》杂志上,我读过一篇叫《变形记》的小说,在上面批了一句:“瞧这些‘人’!”——这些人,而不是我。这可笑的——而且被证明为可笑的——信心,又是来自哪里呢?

  1981年,公共舆论中有过几次争论,如对《苦恋》的批判,对朱逢博的批评。有一件事,也许只有那时的中学生才会记得。上海的一个中学生,写了一篇作文,我依稀记得,文章把社会写得很“阴暗”,引发一场讨论,在报纸上,也在我们中间。同学W不满我的态度,给我写了一张很大的“纸条”。W读过许多书,对大多数事物有成形的看法,所以不难理解他那“过来人”的口吻:“你们这些小青年,还没进入社会,只是看了几本书,读了几张报纸,就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好像花也不香了,水也不甜了,明天的太阳也不要出来了……”写到这里,我给W打电话(我们现在仍然是要好的朋友)。他说,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了。

  我那时是什么态度呢?也记不得了。不过,在旧纸堆中,我找到一大叠订在一起的稿纸,首页用很大的字,大言不惭地写着“1980-1981草稿”。里边有一篇,用了十好几页,喋喋不休地讲述挤公共汽车的经历。其中有一段是:

  “我直挺挺地被夹着,如果不是或远或近的疼痛指示着,我就无法分清这交叉着的许多四肢有哪些是属于我的,我的又在何处。我没有可以持牢的地方,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已经没有摔倒的自由了。……我承认这种状态也不无坏处。”

  这是矫揉造作的,模仿的;不过,我辨认出一些我现在仍然拥有的秉性。我相信到了1981年,我已不再有机会摆脱文学的影响。我只能看到可叙述的世界,不管我多么努力(到今天,我足足有二十年不怎么阅读文学作品),那些文学性的残片,一条一绺地纠缠在这一世界的结构上。不过,文学多么广阔!同样是忧伤的,雨果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又是多么不同;而我绝不是个阴郁的人,相反,我对几乎所有事情心怀乐观,但为什么我不能够像巴尔扎克那样兴致勃勃,为什么不能有福楼拜那种对日常生活之细节的兴趣?很多时候,就像夏多布里昂说过的,“越是萧索的季节,越是与我共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一年中,我又找来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读得很起劲。我记得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似乎都是五十年代的译本(谢天谢地,那时我没有读到他的“哲学小说”,如《白痴》《卡拉马卓夫兄弟》和《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既是悲惨的,又是令人兴奋的,而悲惨恰恰是令人兴奋的原因。他笔下的灵魂,通过煎熬来确认自身的自由,仿佛活得惬意,是有腐蚀性的事,甚至是堕落。读完他的几本书,我好像从山洞里爬出来,见到阳光,不自觉地要眯起眼睛。

  我不想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实际上,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对我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他只是一个例子,一个阅读的例子,展示阅读是如何塑造我们,而所谓理想主义者,不过是读书人的外号。我们接触世界,用这本末倒置的方式,在把脚踏入真正的河流之前,我们——我相信我描述的绝不只是我自己——满怀成见。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阅读发生得很早,不过,他们阅读的材料,或者不是文学性的,或者(如古典诗歌)只是一丝一缕的描述,他们得在若干年后,才有能力从局部演算出作者的整体观感,那时,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了。而一部像《浮士德》或《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那样有相当大规模的文学作品,直接将另一个完整的世界想象给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只用几个小时,便可游览一个世界,掩卷之后,推开窗子,我们面前的,卧在阳光中的世界,仿佛并不那么原本,也不那么优先;除了现实感的损失,这种态度,还带来其他的损失了吗?

  我想是的。索尔·贝娄(他是我最后一个喜欢上的作家)写过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法国人》,里面说道:“对于一个法国人,法国世界就是整个世界,别的样式都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仓库保管员对我说:‘你们国家,天气热得要命。’虽说他压根儿没有去过我的国家,但要想知道这一点,还是用不着离开巴黎的。”贝娄的这篇评论,对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中展示出来的品性,与贝娄挖苦的“法国人”的脾气,一模一样。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枉驾去了一趟欧洲,不过读过这篇札记的人都能看出,他对欧洲的看法,老早就形成了,那次旅行不过是寻找材料,证实他的先见之明而已。他对欧洲的评论,浮浅,专横,比如他写道:“你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人,而是意识的丧失。”真正的观察者,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我有点怀疑,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对俄罗斯日常生活无数细节的很是罗嗦的描写,绝不是出于相信这些细节是值得注意的,而是相反。

  去年的一次旅行,第一天我遇到几个愿意同我聊天的当地人。按照出行前的计划,这正是我要的机会,但不一会儿我就厌倦了;最后一天,在一个叫天花墕的地方,一个捡瓶子的老汉邀请我去他家做客,这最后的机会,我仍然拒绝了。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对自己说,没什么值得打探的,同样的生活状态,同样的动机,同样的快乐和不快乐,会有什么新鲜事吗?——这种想法糟糕透了。某种经验仿佛获得了先验的地位,它的自大及对其他经验的排斥,我知道是极端有害的,却不知道如何去纠正。

  1981年的高中生,是一批隐身人。我们一整天在课堂上,只有一早一晚,骑着自行车,在成年人眼下一闪而过。我们想成年,急不可待,准备接收这个世界,对于后面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一无惧色。我们忽略的一件事是,那是阅读成风的年代,不只我们,成年人也在读书,比我们读得更多,理解得更多,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会变成他们。

  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展现出各自的倾向,很快变成了成年人。W先是做生意,后来离群索居,只偶尔与朋友们过往。有一次我看到他在读蒙田的书,对他说,蒙田的智慧,是你二十年前需要的,现在读他,是不是有些晚了;W说,二十年前,便是见到蒙田,也看不下去的。

  W一直鼓励我朝文学的方向发展,这与我对自己的打算完全相反。我有些厌烦我身上的“文学气”。比如说,我把这篇文章命题为“八一年”,还有一个理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在1881年——这种表面的搭配,似有深意在焉,其实毫无意义,而我会立刻注意到这种结构,得压抑着某种冲动,才能避免不就此说些蠢话(我终于还是把这个关节写下来了,看来无可救药)。

  文学也罢,别的也罢,1981也罢,2013也罢,一代代青年,一点点改变的世界——我这么说,好像世界有某种实际面目似的,当然没有。让我舒心的是,也就不可能有完全合于实际的生活态度,“实际”上,最“实际”的态度,想像的成分并不比其他态度里面的少,每个人都在想像,想像的内容不同而已。

  作者为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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