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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俄散记之一:滴血教堂断想

2013年01月11日 12:25 来源于 《财新周刊》
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人的意志亦是恶的原因。自由意志的选择并不必然趋向善好,哪怕选择的动机以善好为目的
滴血教堂或称为喋血大教堂。亚历山大二世之子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了纪念父皇,在其父遇刺地点所建。按当时的设计要求,它必须充分体现俄国典型的东正教教堂风格,建筑师巴尔兰德以莫斯科红场上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为蓝本。

赵越胜|文

  谁又能用自己的鲜血

  粘合两个世纪的椎骨

  ——曼德里施塔姆

  清晨六点,列车抵达圣彼得堡莫斯科车站。下到站台上,见天阴沉沉的,一股凉意袭来,夹裹着几缕雨丝。前来接站的安东说,今年夏季圣彼得堡气温反常,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是初秋的温度。乘车去早餐,车行街上,眼前城市刚要醒来,睡眼惺忪中带着几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色调,忧郁朦胧。囫囵吃了一顿糟不可言的早餐,看看刚在莫斯科病了一场的丹洵和平日胃便不太好的治平,脸色实不算佳,“团队领导”北凌便提议是否先入住酒店,稍事休整。但安东指着日程表说不行,你们要看的东西太多,必须抓紧。问问大家意见,朋友中年纪最大的正琳和友渔皆斗志昂扬,说没关系。大家备受鼓舞,抖擞精神,出发!

  车静静驶过圣彼得堡,这北方的威尼斯。运河芳丹卡、莫依卡、格里鲍耶托夫……蜿蜒萦回。四马桥、兰桥、干草桥……在各条运河之间编织着晶莹的珠络。每经过那些不知名的小桥,我便禁不住遐想:是这座桥吗?《白夜》中的“我”与娜斯津卡在此相遇、等待;是这座桥吗?《涅瓦大街》中的皮斯卡廖夫穿过它去追随他的“女皇”;是这座桥吗?普希金喝完咖啡,从这里赶去决斗?……

  车停在基督复活教堂对面,它以“滴血教堂”著称,由亚历山大三世所建,为纪念他父亲亚历山大二世的殉难。1881年3月13日,号称“解放者”的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暗杀于此。教堂就建在沙皇喋血处。

  时间尚早,教堂还未开门,我们便漫步庭院,欣赏教堂神话般的外貌。它紧傍格里鲍耶托夫运河,九座洋葱形尖塔错落有致,饰以不同颜色,或镏金的明黄,或乳白、淡蓝、水绿相间,上下盘绕。鲜艳的色彩倒映河中,游船驶过,满河都是摇荡的斑斓。这座教堂外墙装饰着马赛克镶嵌的圣像与圣迹图,历经百余年风雨却依然完好。这与天主教哥特式教堂不同,在哥特式教堂,这些圣迹图多被制成彩绘玻璃镶窗,人要走入教堂内部,借助外光透射才能看清。

  说起亚历山大二世,免不了想到他的老师茹科夫斯基,这位俄罗斯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普希金头角甫露,他已是声名显赫的诗人,但他听了普希金的《皇村回忆》,便认定这位十五岁的少年才是真正的天才,俄罗斯的希望。宅心仁厚的茹科夫斯基不仅毫不嫉妒这位少年天才,反而亲自朗诵他的诗,替他宣扬。他的深厚学养,默默地影响了普希金。茹科夫斯基极重朋友,曾作名诗《友谊》:

  从高山之巅滚落下来,

  橡树遭到雷击,躺在尘埃,

  但长春藤却紧紧抱着它,

  不肯分离……

  啊,你,这就是友谊。

  普希金则作《致茹科夫斯基》,热情吟诵:

  而你,天资独厚的歌者!

  那岂非你

  向我伸出手来,

  宣告神圣的友谊?

  普希金作《自由颂》,惹恼亚历山大一世,受到流放的威胁。是茹科夫斯基四处奔走,上下打点,为保护普希金不惜牺牲自己的声名。他在给普希金的信中说:“我站在荒凉的岸边,看到浪峰上有位弄潮儿在水中挣扎,但只要他善于用力,就不会被大水淹没……,勇敢地游下去吧,弄潮儿。”普希金决定同丹特士决斗,又是茹科夫斯基拼力阻止这场决斗,他不是出于胆怯,而是深知,普希金若有闪失,是俄罗斯诗歌的不幸。普希金弥留时刻,他一直守候身旁,以他的诗人之笔为我们实录了普希金的最后容颜:“他的面孔既陌生又十分熟悉。他既不像在睡觉,也不像在休息。他的表情既不像生前那样聪明,也不像写诗时那样兴奋。在他的神态里,似乎有一种深沉、惊人的思想,如梦幻,又似神秘的自满的表露,望着他,我真想问一句,你在看什么呢?朋友。”

  普希金身后,是茹科夫斯基为他的遗孀和子女与尼古拉一世力争,以他的真诚和威望说服尼古拉一世批准了一份丰厚的年金,保证普希金的后人能有尊严地生活。更令人钦佩的是,在他负责整理普希金遗留的文稿时,力拒警察大臣本肯多夫的干扰,捍卫普希金的历史地位。在给本肯多夫的信件中,茹科夫斯基义正辞严地指出:“现在,您称他是煽动人心的作家,您是根据他的哪部作品得出这种结论呢?除去警察和诬陷诽谤之辈告诉您的那些东西外,您了解普希金的哪部作品呢?普希金是伟大的民族诗人,他用美好的诗句,用幸福的情感表达了俄罗斯民族心灵中最为美好的东西。”

  有这样一位热爱美与自由、忠于正义与友谊的饱学之士为老师,亚历山大二世有福了。

  亚历山大二世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但自幼气质不凡。他长身美目,气势凛凛又温文尔雅,谦逊好学。跟随茹科夫斯基,他遍读希腊罗马古典,又在茹科夫斯基的陪伴下,漫游俄罗斯大地,从黑海之滨到高加索山巅,甚至涉足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地,苦寒的托波里斯克。他也花相当多的时间访问欧洲各先进国家,浏览各国图书馆藏书,欣赏博物馆中的珍品。像他的先祖彼得大帝一样,他考察西欧国家的工业、商业、农业,深为这些国家的文明富庶所震惊,反观俄罗斯的现状,萌生了彻底改革的想法。

  1854年到1855年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以俄军弃守而告结束。同时,这也意味着克里米亚战争俄国的惨败。在要塞长达十一个月的被困中,托尔斯泰身在壁垒,以如椽巨笔记载了这场保卫战,《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问世了。无独有偶,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丁尼生,作为胜利一方,把这场战争写入不朽诗篇《摩德》:

  这军歌有如军号般嘹亮

  在这万物苏醒的早晨唱

  独自在欢乐的五月之晨

  唱那些列好战阵的人

  战争尚未结束,尼古拉一世突然去世,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在结束战争的宣言中,他承诺要对俄国进行广泛的改革。甚至战争尚未结束,他就已经颁布法令,实施改革,例如放宽出国旅游的限制,改革高考制度,扩大大学招生人数。

  我同北凌站在教堂对面聊起这位改革者,我说在邓胡赵诸公手中开始的中国改革,这两项措施也是最先推行的。北凌甚以为是,说接下来就是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亚历山大二世也要面对农奴制和土地的问题,重头戏在农村。

  1861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颁发了解放农奴宣言,比林肯颁布黑奴解放令几乎早了两年。而今世人多知林肯解放黑奴,鲜知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功绩。事实上,无论有多少反对、批评、指责,这一解放宣言石破天惊,是俄国走上文明之路的转折点。它宣布从今往后,农奴成为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人,它涉及迁徙自由、婚姻自由、职业自由、财产私有、契约自由诸方面。与此相伴随,其他“大改革”措施也纷纷出台。在教育上,大学自治,由校委会任命校长,不受政府干涉,设立专门女子学校,妇女开始接受教育;在行政上,成立地方自治系统,自治议会代表经由选举产生,建立市政管理机构,按照社会阶层纳税比例分配代表名额,开始向“无代表不纳税”的民主宪政演进。在法律上,建立独立司法系统,宣布俄罗斯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重罪法庭实行陪审团制,法官不经审判,不得免职。史家宣称:“他们几乎一夜之间将世界上最差的俄国司法制度变成了文明世界里最好的一种司法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颁布《临时书报检查制度》,大大放宽了俄国臭名昭著的书报检查制度。

  更有趣的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虽发自君权,却注意社会各阶层的意见,政府公开自己的改革设想,公众参与讨论。这个过程被称作“政务公开”(glasnost),甚至向普通民众开放讨论政务的会议,允许旁听。有史学家指出:“政府、至少政府中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成员,处心积虑地希望‘唤醒公众意识’,因为培养一个现代市民社会是‘大改革’的一个深层次目的。”

  在亚历山大二世的“开明君权”之下,俄罗斯缓慢而坚定地开始了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变,连赫尔岑这种坚定的自由派也欢呼道:“你已经征服他们啦!我的陛下。”克鲁泡特金亲身见证了农奴解放之后的变化:“最为重要的是,从这一刻起,个人获得了自由。废除农奴制十五个月以后,当我再次看到这些尼科尔科伊的农民时,我不得不钦佩他们。他们天生的良好品质与柔和态度依然保留在他们身上,但所有奴性的痕迹消失了。他们同以前的主人平等地交谈,好像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主仆关系似的。”

  但是在一个积重难返的社会中推动改革,最怕遇上两种人,极端激进派与极端保守派。改革通常要坏在这两者的合力中,他们往往是相互敌视的共谋。若这两类人碰巧都是个人道德完美的追求者,那局面就更难收拾。帕斯卡尔说过,要以倾覆社会表现个人道德的完美,只能带来更大的罪恶。这话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不幸言中,“不可腐蚀者”罗伯斯庇尔把法国大革命带入恐怖的“断头台时代”。托克维尔总结:“对一个不称职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往往就在开始改革时。只有极具天赋的君主,才能成就其所开启的事业,将臣民从长期的压迫下解救出来。”

  亚历山大二世称得上是一位天赋不薄的君主,但偏偏遭逢一群视死如归的杀手。

  多伊彻感叹道:“他把俄国农民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因而赢得了‘解放者’的称号,但他在绝望的洞穴里度过最后的岁月,像一只被革命者追捕的野兽,躲在皇宫里,以避开革命者的炸弹袭击。”“直接参加恐怖行动的斗士不足四十人,就是这四十人让沙皇在自己的国土中成为流亡者。”这群人中最出名的是民意党女杰:苏菲亚·利沃夫娜·佩罗斯卡娅,一位狂热、坚毅、美丽的贵族小姐。

  苏菲亚出身圣彼得堡高门望族,自幼就极有主见,对俄国劳苦大众充满同情。她早期加入民粹派,亲身参加过“走入农村”运动。在民粹派早期活动失败后,她参加了民粹运动最激进一翼,民意党,决定以恐怖手段威慑统治者,以鲜血浇开自由之花。克鲁泡特金回忆说,因为她“自觉的勇敢、明达而健全的智慧和仁慈的心灵”,她成为民意党的灵魂。

  1881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二世听取自由派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的建议,准备开始进一步的改革。很长时间以来,负责保卫沙皇的官员禁止沙皇乘辇出行。但这天,亚历山大二世却不顾阻拦,乘御辇出行。有材料说,他急于赶到米海依洛夫宫去告诉大臣们,他已下定决心政治改革。同时,苏菲亚已率领一干人马埋伏在格里鲍耶托夫运河拐弯处,由苏菲亚亲自调度指挥。在御辇接近第一投弹手雷萨科夫时,苏菲亚挥动手帕发出信号。但一投未中,仅炸伤了警卫和车夫。亚历山大二世不听劝阻,执意下车救护受伤的警卫。他的仁慈害了他,第二投弹手格里涅维茨奋身向前再掷,沙皇受伤倒地,双腿炸断。苏菲亚见暗杀得手,旋即隐身,悄然前往约定地点,准备着手下一步行动。当天下午,亚历山大二世伤重不治而逝。

  史家评俄罗斯历史上杰出的君王,公推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和亚历山大二世。在我个人,却偏爱亚历山大二世。彼得大帝推行改革,靠的是鞭子和棍棒,且常常心血来潮,朝令夕改。叶卡捷琳娜女皇一面和伏尔泰通信谈论自由,咨询狄德罗对俄国文化发展的意见,委托他在欧洲为自己收集名画,在西方赢得了开明君主的声誉,另一面却信任男宠,随意赏赐他们田地和农奴,全然不问这些农奴的悲惨命运。而亚历山大二世却能看清俄国社会落后的症结,在解放农奴这个性命攸关的问题上,虽有政策上的犹豫徘徊,却无目标上的片刻动摇。更难得的是,对一些关键问题,他都事先仔细考虑,广泛听取能臣意见,并开放社会意见渠道。改革虽缓慢,却循序渐进,步步扎实。他所推行的“政务公开”,直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先河。他巧妙地运用先安抚、后强硬的手法,逼迫顽固的贵族让步。而且他是真正下定决心要实行君主立宪,彻底改革俄国专制制度的第一人。就在他被刺杀的当日,还签署文件,批准自由派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的宪政方案,却壮志未酬身先死。当时,参加葬礼的法国大使说:“他的改革本可以使他超越所有人,使俄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却不幸死于非命。”托克维尔在深思法国大革命时说:“我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俄国随后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论断。

  但托克维尔没有论及另一点,自法国大革命提出人民主权至上的追求,便把启蒙哲学家头脑中的抽象人,变成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人,每一个体皆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君主推动的改革,最终也只能衡之以人的权利。人一经觉醒,历史就不可寻原路而行,个人的利益、欲望、情感,凝聚发酵到临界点,革命终将爆发。不论后果好坏,也只能如此。怕的倒是,那些革命中的僭位者,却要以人民选择之名,反手给人民带上枷锁。

  以往读史,每逢历史转变关节,常掷书长叹:“倘若当年不如此……”因为我们深知,历史无必然,事件有因果。

  苏菲亚欲以青春之躯换取自由,其意可敬,其志可钦,其情可悯,但她的崇高追求却冥冥中断送俄国千载难逢的和平改革良机。随后的亚历山大三世、尼古拉二世,皆顽冥愚钝之辈,视俄国为罗曼诺夫一家之禁脔,而全无历史感。改革无愿,回天无力,只能让历史拖着走,终至俄国社会大溃烂而偏离人类文明正道,让俄国付出千万条鲜活生命的代价。

  只要我们不把历史的推动力诉诸神意,就只能承认历史是一系列的选择。如何选择固然受机遇和处境影响,而选择一旦作出,便会构成新的因果链条,而造就另一运数。

  可惜,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人的意志亦是恶的原因。自由意志的选择并不必然趋向善好,哪怕选择的动机以善好为目的。遥想我辛亥前贤,无不敬仰苏菲亚一等人物。梁任公撰文大赞虚无党之事业,“无一不使人骇,使人快,使人歆羡,使人崇拜”。而后九州之上烽烟遍起,日俄势力侵入中土,彻底改写了中国历史,其可咨嗟浩叹处岂一言可尽?

  正浮想联翩,见北凌招呼大家上车。旅程刚刚开始,我们还盼着见到勃洛克诗笔所绘:

  白的夜,红月亮

  漂浮在蓝天上

  虚幻的美在游荡

  映在涅瓦河上


  赵越胜

  人文学者,现居法国。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现代西方哲学,1982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曾参与筹办《国内哲学动态》,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核心成员。2011年出版随笔集《燃灯者》。

责任编辑:宋宇 | 版面编辑: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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