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依韶华旧乐（之四）

　　常罡|文

　　一九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从工厂回到家里。父亲告诉我，报纸上登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文革后首次招生的简告。权衡我的优势劣势，他建议我报考。

　　刚刚在去年深秋，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志愿：北京大学或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可惜，初中三年，除了三夏劳动、冬季拉练和为学校深挖防空洞之外，所学甚少。仓促上阵，踉踉跄跄蹚过数学的泥塘，一头栽倒在“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一中国科举史上最朴实大方的语文试题脚下。音乐学，则是位吊环运动员，一手抓住文史，一手吊牢音乐，在其间做出姿势，略有自由发挥的余地。

　　我从鲍家街中央音乐学院拿到招生简章，方知考试分为初试、复试、三试；每试两天，每天上、下午。每试发榜，榜上有名，才可进入下一试。考试科目有中、外音乐史、乐理、和声、音乐听辨、古文、 外语、视唱练耳、器乐演奏、音乐评论，还要交一篇音乐论文或一部音乐作品，简直要考生把十年文革中自学了些什么知识，彻底交待一回。三试通过，再参加全国统考的语文、政治考试，但由音乐学院自行出题。

　　父亲领我去见他在燕京大学的校友、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赵行道伯伯，即后来谭盾同学的主课老师。我捧出为毛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谱写的音乐呈请他批阅。他在钢琴上大致摸了摸，又留神看了看一个出人意外的转调的部分，宽厚而温和地笑了，没有鼓励我献身作曲事业。

　　赵伯伯借给我音乐学系的音乐史教材及其它必需的书籍，一一指出重点，并嘱咐我：音乐史的考试不会超出这套教材的范围，也不必担心和声学之类，入学后会从头训练。

　　考期渐近，时间紧迫。我梳理头绪，排出科目表。练一首较有难度的长笛曲；再读斯波索宾《和声学》，选作和声习题；读西方音乐史和中国音乐史，把以前那些耳熟而尚未能详的音乐家和作品，像晾晒衣服那样，依次挂在历史年表的标杆上。

　　我在厂里依旧八小时三班倒。机织车间里排列着百十台高大的毛毯织机，噪音震耳欲聋。我不得不戴上游泳时防水进耳的橡皮耳塞，以保护听力。和我开对台车的于师傅， 一位好心肠的中年女工，知道我想念大学，每天一上班，就挥手赶我出去读书，两台织机由她一人照管。带班长庄师傅批评我上厕所的时间过长，向来不声不响的她，还顶了庄师傅几句。我得以夜以继日准备考试，多亏了于师傅。

　　初试看榜，我是抱着视死如归的心去的。

　　进得原是清代醇王府的中央音乐学院，忽又胆怯起来。我坐在大殿前的汉白玉石阶上，歇口气，定定神。古槐的碧绿浓荫，遮住了雕梁画栋的飞檐。刚下过雨，青砖漫地上落满泛黄的槐花。

　　这时，同考的欧阳同学，推着自行车，兴冲冲过来，看来是中榜了。她朝我喊：“看见你名字了。有你！”

　　我很木然，并无振奋的感觉。前面的道路依然曲折，一关落马，前功尽弃。如果败北，那还不如第一关就趴下，免得多受罪。

　　待到二试看榜，我鼓起勇气绕到榜前，正定睛在名海中寻找。欧阳同学又过来了，说：“甭看了。有你！”

　　二试与三试之间，按规定要交文章或音乐作品。旧作《星海在巴黎》便派上用场。

　　那天早上，我拿着誊清的文稿，慢慢悠悠进了音乐学院。迎面碰上音乐学系徐士家老师。他问我怎么在这儿？我说来交文章。他急了，说今天是三试的古汉语考试，已经开考啦！

　　我飞奔上楼。惊喘未定，借了只笔，便埋头答卷。所幸还算顺利。

　　器乐演奏排在最后一项。我吹了一曲德国作曲家维茨格的《林中小溪旁》，获八十分——音乐学院老师们打的八十分。我默默感念，这长笛跟了我这些年，算对得起我了。

　　终考之后，已是仲夏。很长时间没有音讯。据传，优秀考生太多，招生名额有限，正在向文化部申请扩招。

　　最终揭晓的前几天，我实在坐不住了，便来到音乐学院探听消息。正好在楼道里看见赵伯伯从作曲系办公室里出来。没等我开口，他就说：“我去帮你问问。”他进了音乐学系办公室。不一会儿出来了，还是那么宽厚温和地笑着，悄声说：“有你！”

　　我差点儿笑出来，心想：怎么都这一个词儿！

　　我推车走到大街上，心醉了，有些头晕眼花。俄国作曲家斯克里亚宾，据称乃一通灵之人，写过一部交响乐《狂喜之诗》，历来歧解纷纭，颇具神秘色彩。在赵伯伯告诉我被录取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悟解了些许。斯克里亚宾试图表现的，应当是人的那种陶然销魂、呻吟呢喃、欲仙欲死的魂灵状态。那是人类美好情操的极致。

　　第一个学期末的一个晚上，我悄悄回到厂里，为了看望于师傅。我不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只打听到她所在的乙班轮到夜班，半夜一点钟上，早晨八点钟下。我找到厂里熟人，在宿舍的空床上胡乱睡下来。凌晨时分，我穿过熹微静暗的厂区，来到车间。

　　于师傅的织机在最边上一排。我走过一台台织机，先和其他师傅们打打招呼，停下来聊上一会儿，打算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于师傅。音乐会最重要的曲目，总是留在最后嘛。

　　等我走到于师傅身边，天已放亮。她或许误会我了。本来就讷于言辞的她，好像很拘束，怯生生的，问一句答一句。下班铃声响了。她喃喃地，收拾起饭盒和茶缸，向我点点头，就朝车间外走。车间里噪音大，她越走越快，消失在下班的人流里。

　　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懊悔，有一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我想我错了，应当一进车间就先去于师傅那儿……

　　我从没问过于师傅的正名。她一个女工，男师傅们却都笑叫她“老二”。我不知道那厂子如今还在不在了，更不知道于师傅——也该年逾七旬了吧，能不能原谅她这好心坏事的徒弟。

　　作者曾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发表音乐译述与各类文学作品。研究并收藏中国古代文物，著有《海外拾珍记》，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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