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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系列之五:贝多芬“奏鸣曲(热情)第一乐章

2016年09月19日 10:34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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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1948年入学到1950年抗美援朝之前的近一年半中,清华园的弦歌雅乐充实了我几乎全部正课以外的生活,使我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留下了回味无穷的华年绮梦,还建立了一个持久的“乐友”的圈子,到老年恢复聚会,兴味盎然

   【财新网】(专栏作家 资中筠)

    清华园的弦歌雅乐

  1948年我从燕京转入清华二年级。清华没有音乐系,校园音乐生活却十分活跃。这首先要归功于张肖虎先生。那时他已离开天津到清华主办“音乐室”,完全是为业余爱好音乐的师生而设的。在我入学时已经办得有声有色:聘有教钢琴、提琴和声乐的老师,学生交极为低廉的学费就可以自由选学;有合唱团,还有一支颇具规模的管弦乐队,尽管成员的水平参差不齐,练习却很认真、很正规。还有一个音乐爱好者自愿结合的“音乐联谊会”。这些都是跨系、跨年级、甚至跨师生的。从我1948年入学到1950年抗美援朝之前的近一年半中,清华园的弦歌雅乐充实了我几乎全部正课以外的生活,使我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留下了回味无穷的华年绮梦,还建立了一个持久的“乐友”的圈子,到老年恢复聚会,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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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开学后不久,有一天,静斋一位外文系的女同学来找我,向我介绍“音乐联谊会”,我欣然同意参加。不久,清华管弦乐队的指挥茅沅又吸收我参加了乐队。碰巧,茅沅和张肖虎先生一样,都是土木工程系的,因热爱音乐而以之为终身职业。茅家大约有音乐细胞,他的姐姐茅爱立是女高音独唱家,我中学未毕业时已经听过她在天津举行的个人独唱会,也通过刘金定先生的关系见过面,所以第一次见到茅沅并不特别生疏。他就成为我进入清华音乐圈的引荐人。茅沅毕业后逃离了分配的建筑工地,选择到中央歌剧院从事专业作曲。著名的《瑶族舞曲》管弦乐的配器就是他的杰作。他的作品中还有一首小提琴曲“新春乐”,1979年著名小提琴大师斯特恩访华,茅沅作为中国作曲家与他见面时曾把这一乐谱赠他留念。后来斯特恩在美国总统招待中国总理晚会上演奏了这首曲子,但是没有报作曲者的名字,茅沅本人是偶然在广播中听到有关消息报道时才发现。这种“殊荣”在时下善于炒作者一定会大做文章,但茅沅只托人要来了录音自己保留,始终无人知晓,我是多年后与他闲聊中才偶然得知的,也算一段佳话,书以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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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清华音乐室的活动中心在生物楼旁边的“灰楼”,那里有几间练琴房,房子和钢琴都很旧。还有一间大教室,合唱团、管弦乐队的练习都在那里,小型联欢音乐会也在那里举行过。乐队每星期练一个晚上,大家都很认真,很少缺席迟到,开练之前各自练习或调音,咿呀之声闻于楼外。指挥面前有一张放谱子的小讲台,在练习当中动不动就用指挥棒当当当敲讲台,要大家停下来,指出问题,重来。我觉得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乐队成员绝大多数是工学院同学,而且几乎清一色的男性。除我之外只有一位女同学吹长笛的,到下学期就离开了。我对这点有印象是因为那时校园相当荒凉,每次练习完从灰楼回静斋的路上阒无一人,我先与她结伴同行,后来剩下我一个女生,每次由男同学轮流护送到宿舍。

  我加入时乐队正在练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这也就是我参加清华管弦乐队的第一支乐曲,因是之故,至今每当《未完成》的旋律在我耳边响起时,总会唤起一种说不出的亲切而又莫名的惆怅感。实际上交响乐是没有钢琴的份儿的,茅沅给我一份从总谱改编的钢琴谱,坦率地对我说,要我参加这支曲子的练习是因为乐队的音调和节奏都太不稳,练习时用钢琴托着点儿有助于大家找到感觉,等习惯了,练好了,正式上台演出时就不要钢琴了。原来我是“陪练”,起的是小孩学步时的扶手作用!未免暗中有点泄气。不过参加练习的乐趣和学到的东西远远压倒那一点失望。等下学期,乐队练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我一跃而为主角,大过其瘾,此是后话。那学期的练习是有目的的,就是在十二月间到燕京大学去表演。燕京有的是专业音乐人才,却没有这样规模的乐队,我们这支非专业乐队得到一次表演的机会。我当然只能在台下欣赏自己“陪练”的成果。那次音乐会好像我弹了肖邦的《即兴幻想曲》,不过现在记忆中都已雾水茫茫,不能肯定。

  音乐联谊会还有一项活动,就是周末到美国教授温德家去听唱片。温德其人在清华和北大是很知名的。他自20年代来华,从此终生执教于中国,主要在清华。在大半个世纪中与中国师生同甘共苦,1952年院系调整后与文科一起转到北大,在十年浩劫中和许多中国教授一起受冲击,一度被扫地出门住到一间他称之为“门房”的小屋,最终以接近百岁的高龄在北大逝世。我上过他的莎士比亚和英诗课。他终身未婚,养了一只猫,爱抚备至,坐拥数不请的唱片,是极有鉴赏力的音乐评论家。我们到他家听唱片,宾主都各得其所。我们当然大饱耳福,谁家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好唱片,而且听他发表意见总是很有启发的。对他来说,有这样的座上客和听众也是一乐。他虽是美国人,对音乐的见解却是绝对的欧洲古典派。浪漫主义时期以后的作品就不大入他的耳,使我想起我国古文学中的“文不下秦汉”派。我最记得他不喜欢柴科夫斯基,一边放他的作品,一边说“cheap(廉价)!”,他认为柴太过于多愁善感。我是很喜欢柴科夫斯基的,恰恰就在于比较容易听得懂,容易被打动。听到温德尖刻的评论吃了一惊,还曾暗自惭愧,好像是自己浅薄,但是我还是觉得柴翁的作品好听,至今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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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春再开学时整个北平城已经解放,校园气氛大变样,到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课外文娱活动丰富多彩,内容也有所改变,不过直到抗美援朝之前,我们原来的音乐活动,包括管弦乐队的练习,还能继续进行。此时茅沅已经毕业。接替他的指挥是原来的首席小提琴手,航空系的程不时。我对二位指挥无师自通看总谱的本事由衷钦佩,我想这必须得有天赋。也就是从那个学期开始,乐队练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是我钢琴生涯中的另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高潮。自从个人独奏会以来,我一直梦想有一天能同真的乐队合奏,现在梦想成真,太过瘾了!而况贝多芬的这首协奏曲是我最喜欢的,远超过在独奏会上弹的舒曼的那首。说实在的,以我和乐队当时的水平,这种大曲不用说演奏,就是练习也有些勉强。但是当时大家都是初生之犊,什么都敢上,一点一点抠,到学期终了时第一乐章居然啃得差不多了。我自以为进度比乐队快些,而且如果不是迁就乐队,弹奏速度还可以略提高一些(完全达到标准是不可能的)。我最高兴的时候是指挥说:现在从头走一遍,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中断。这样,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弹一遍,可惜这种时候不多。所谓“一遍”就是第一乐章,下面两章始终没有机会继续练,这一页就翻过去了。不论如何,这一短暂的经历给了我莫大的乐趣,而且至今是我自娱的曲目之一,反而是第二、第三乐章比较熟悉,而第一乐章却有许多坎难以克服。与管弦乐队合奏的机会一生一世也就那一个学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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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源于网络

  在清华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张肖虎先生以古调《阳关三叠》为基础,先是谱了竖琴曲,后来因中国人弹竖琴的很少,就改为钢琴曲,正是1948年,我最先奉张先生之命“试弹”,张先生修定以后,希望我练熟后灌唱片,终于未实现,一搁就是40年。此曲却成为我终身保留节目。

  不论怎样,到1950年,在灰楼里练西洋古典音乐与整个清华园的气氛日益显得不协调,这种“象牙之塔”的音乐生活难以为继,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就无疾而终了。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

责任编辑:陆跃玲 |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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