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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系列之三:肖邦“即兴幻想曲升C小调”

2016年09月07日 18:45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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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庆幸我父母不迷信洋人,让我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我有限的音乐修养,以及后来从音乐中得到的无穷乐趣,都得力于她,可以说泽被终生

    【财新网】(专栏作家 资中筠)

  我的老师刘金定

  我上初中一年级时,经朋友介绍,父母找到了刘金定先生教我钢琴,直到高中毕业。那时私人教琴的多为洋人(大多是白俄和流亡的犹太人),学费也较贵。我非常庆幸我父母不迷信洋人,让我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既是带领我进入音乐之门的真正“发蒙”老师,又是进一步使我得窥堂室之奥的导师,我有限的音乐修养,以及后来从音乐中得到的无穷乐趣,都得力于她,可以说泽被终生。

  刘金定的母亲是美国老华侨,父亲是老留美生,40年代时任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在华北的代理,在天津定居。刘金定是长女,生于美国,长于中国,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钢琴专业。下面还有四个弟妹,两个大弟弟都上燕大,最小的弟妹是一对双胞胎,和我中学同班同学。我见到她时她大约二十五、六岁,风华正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眼睛很大,挺漂亮的,而又和蔼可亲。与现在通常对“归国侨胞”的印象不同,她家一点也不“洋气”,父亲是个瘦老头,母亲是个胖老太,两人都是典型的普通广东人,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的,家里说广东话,老太太夏天经常穿着一袭半旧黑香云纱的旗袍,家务事全家动手,不用保姆,是一个勤劳、朴实、和睦的家庭。

  我开始从刘先生学琴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她家靠刘老先生收入,生活还不错。刘先生教琴大约一方面是为自立,一方面好象是为积一些钱,准备到美国深造。但是半年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接管租界,与美国断绝了交通,刘老先生等于突然失业,断了经济来源,于是刘家的全家生活重担就落到了长女和长子肩上,刘金定的钢琴课成了她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从此她以授课为业,逐渐以独具特色的教学赢得声誉,不愁没有学生。

  我只记得她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从早到晚,一个没有下课,下一个已经在外面等着。就这样,年复一年,她几乎没有休息和游乐的时间,也没有交男友、谈恋爱,可以说为家庭牺牲了至少是一部分青春年华。在这几年中,她凭自己的才能和劳动维持了七口之家朴素而不失体面的生活,负担两个弟弟上完大学,一对弟妹上完中学考上大学,为老父送终,继续奉养老母。

  1945年战争结束时,由于刘老先生已经病故,她的担子未能立即放下,直到1948年才同一位燕京大学历史系的老校友杨富森先生结婚,两人双双到美国,在美国又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才立足、定居。可以想见,作为“大姐”,她在家中威望极高,而她对父母、弟妹都极为关心照顾,对自己的牺牲也无怨言。尽管她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洋”的,对家庭的态度却完全合乎中国传统的孝悌之道。这一点,在当时不论“新派”还是“旧派”的学生家长中普遍博得好评和同情,遇事都诚心诚意地愿意帮助她。所以她同学生及其家人的关系不仅是职业的,大多建立了深浅不一的友情。

  我所感受到的刘先生的教学特点是严格的规范和启发兴趣相结合,循循善诱,循序渐进。我见到有的小朋友在外国老师那里学琴,强调苦练基本功,开头一段时间只许反复练各种基本音阶和枯燥的练习曲,技巧到了一定程度才许弹“好听”的曲子。这当然对打下扎实的基本功有利,但是容易使人失去兴趣,特别是孩子更容易视练琴为苦事。

  刘先生则比较早地与练基本功同时让弹一些“好听”的曲子。每星期上课留下的功课中除必有的音阶练习外,一部分是练手指的练习曲,一部分是与程度相适应的小曲子,包括简单的舞曲、小奏鸣曲等。这样就使我有一种渐入佳境的感觉,觉得学好了琴可以弹这么好听的曲子,因而产生动力。同时也激发起练基本功的意愿,因为好听的乐曲如基本功达不到,只能弹个大概齐,真正的“好听”处是出不来的。

  当然我无意在这里对各种教学法作出评价,特别是我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以钢琴为专业,每天也只练琴一小时,兴趣对我很重要。那些以成为钢琴家为目标的孩子大约就应该先过咬牙苦练手指的关。不过刘先生也很重视规范,所以一开头就把我自以为在上海学过一册拜尔的“底子”给否了,先从摆正手指训练起。她基本上是欧洲古典派,特别强调除了手指外,身体、手臂、手腕都不许动,一切力量都在手指上。她告诫我千万别看着那些演奏家摇头晃身的样子就跟着学,人家是在手指功运用自如的基础上出神入化,才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习惯,还有一种演奏家干脆就是坏毛病已经养成,尽管成了名,这一毛病也不足取。手指的姿势是比较规范的,很久以后,偶然的机会,有一位专业人士看见我弹琴,他对我的琴艺当然不会恭维,却说从我的手指姿势来看,一定是受过正规训练的。

  就这样,我随刘先生不间断地整整学了六年琴,也颇为认真和有规律,每天放学回家先练一小时琴然后做学校的功课。每星期到老师家里回一次琴,再领来新的作业。常年如此,风雨无阻。母亲虽无意培养我成为音乐家,但是她本着一贯的信念:既然学了,就要认真学好。特别是买钢琴、聘老师,都是付出代价的,如果不当回事,随便玩玩,就是“纨绔子弟”,那是她最痛恨的。所以她对我练琴和其他功课一样都严加督促。

  事实上在我家的熟人中大多数家里都买琴,子弟学琴多数就是随便玩玩,很少能坚持到一定程度的。母亲自己在每天隔着楼梯听我练琴的“熏陶”之下,也渐渐入门,越来越喜欢,甚至有时能分辨出作曲家的风格,偶然点一首要我弹,记得她最喜欢的曲子之一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后来我妹妹也开始学琴,母亲闲来听我们弹琴是天伦之乐的一部分(父亲很少有这种空闲)。

  现在想来,刘金定和另一位老师张肖虎(后来到清华主持音乐室)当时在天津是开中国人私人授钢琴课的风气之先,在几年中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同时以学生为纽带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音乐爱好者的圈子,互相熟悉起来,其中有些家庭也变成了朋友。刘先生每年都要举行一至两次学生演奏会,听众就是学生家长和亲友,地点有时借住房比较宽敞的学生家的客厅,有时好像通过关系在某个俱乐部借一间房间。

  记得还有过一两次与张肖虎先生联合举办学生演奏会,那规模就比较大了,是在天津法租界的教堂“维斯礼堂”,有正式的舞台,听众也比较多,但不卖票。学生的年龄和程度当然参差不齐,从学龄前到高中,最简单的儿童乐曲到能上正式音乐会的难度相当大的世界名曲都有。那时没有业余“考级”之说,这种演奏会对提高兴趣、互相切磋、激励认真练习乃至锻炼见场面都有很好的作用。就在那种演奏会上我见到了天才儿童刘诗昆。

  那时刘诗昆大约不超过四岁,是让人抱上琴凳的。他坐好之后,回头问“姑姑(他这样称呼刘先生),我弹什么呀?”刘先生说了一个曲名,他就很投入地弹起来,可惜我没记下他弹的什么,印象中虽然不很深,但也不是最简单的儿童曲。一曲未终,他忽然回头说“姑姑,下面我忘了”,接着自己就溜下了凳子。刘先生向大家介绍说他尚未识谱,全凭听,记得多少弹多少,他的耳朵好得惊人。于是当场表演,把他放在门口,有人在琴上弹一个和弦,他过来在琴上试了几下就正确地按出来了,大家为之鼓掌赞叹。我也是从那时起更加确信自己不是当专业音乐家的材料。刘诗昆在刘金定那里开始学琴,不论时间长短,刘先生应该算是他最早的启蒙老师。刘诗昆的父母是音乐欣赏家,的确是从一开始就刻意要培养出一个钢琴家来的。他家里有许多唱片,在他父亲慨然同意下,我们由刘先生带领,不定期地到他家听唱片,提高欣赏能力。刘诗昆的父亲亲自给放唱片、报曲名,有时还介绍一下演奏家。

  那时天津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中音乐生活相当活跃,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两三年中,经常有各种音乐会,我因刘先生的关系常去听。其中不乏名家或后来成为名家的演出。例如沈湘、张权、吴乐懿、郎毓秀等等我都在中学时就有幸欣赏过。其中沈湘和吴乐懿给我的印象最深。我至今还记得吴乐懿弹李斯特改编的威尔第的歌剧《弄臣》(Riggoletto)钢琴曲,简直精彩极了。在我少年的心目中她的手好像很大,飞快的八度和弦毫不费劲(我一辈子也没有过这一关),那乐曲的华丽辉煌和幽默风趣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欣赏、赞叹和钦佩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这又使我体会到,音乐演奏中丰富的感情是建立在坚实的基本功的基础上的。可惜这种体会并没有使我决心加紧苦练技巧,却与见到幼年刘诗昆的天才一样,更加强了我的“自知之明”,进一步打消了做钢琴家的想法。所以就弹钢琴而言,我是不大有出息的,没有“见贤思齐”之志,却是相反,“见贤”就泄气。不过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暗中的自卑感还是产生于一定的向往,也许正因为有这点向往,使我“虽不能至,亦当望之”,还是老老实实地练了几年。

  我们都希望并怂恿刘先生自己举办一场个人演奏会,当时少不更事,以为挺简单的,殊不知这牵涉到种种因素,决不像她为学生举行演出,请家长当听众那么简单。直到大约1947年,她终于与一位拉小提琴的方先生联合举行了一次两个人的演奏会,有各自的独奏,也有合奏。我们学生和家长们都很兴奋,踊跃参加,她收到的花篮大约比别的演奏家都多。

  刘先生对她认为有希望的学生是全面培养的。到高中二年级时她建议我学点作曲,和另一名同学朱起芸一起上课,也就是每星期除一小时回琴外,再加一小时乐理课。朱起芸与我同一中学,比我高一班,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本是好朋友,现在在一起学乐理,关系就更密切了。她身材高我一头,因而手也大,这一先天条件就比我好。后来她果然上了音乐系,毕业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教钢琴,八十年代初万物复苏时我们又见了面,但是不幸她不久就得癌症去世,刚刚评上副教授。直到前几年我遇到不止一个出身于中央音乐学院的资深音乐人士,还记得朱老师的视唱课,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

责任编辑:陆跃玲 | 版面编辑: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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