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其小”，“不苟且”

　　文|朱小棣

　　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周日在家闲翻一本名叫《晴耕雨读》的闲书，看到两则胡适旧事，大得意趣。其一说，胡适曾在给本家叔叔所著《上海小志》一书作序时写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的大仇敌”。作者说，“平和中庸到家的胡适，这么激越地评价经典史书和官修方志，可见他对帝王将相和所谓大人物的轻蔑，也可见他对平民历史的尊重。在他眼里，《史记》里偶然一句‘奴婢与牛马同栏’比楚汉战争重要得多，女人穿的鞋子‘关系无数人民的生活状态，关系整个时代的文明性质’，是‘呱呱叫的大事’”。“胡适赞赏‘识其小’，看重平民历史，倡导小人物注意保留史料，个中深意，值得记取”。我心认同，又怕日后遗忘，故而记取在这里。

　　同一本书里，另一则故事，更是让我击掌。说的是胡适“不苟且”，不为大人物所动，不人云亦云，保持了头脑的清晰。言的是孔子、老子孰先孰后的史学考据问题，胡适一一辩驳了梁启超、冯友兰、钱穆三人的立论。梁是胡适的前辈，也有“《老子》晚出”的主张，但胡适认为他仅靠”一二个名词或术语来做考证年代的标准”，会有“更多漏洞，更多危险”。在给钱穆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绝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在给别人的信中，他也曾说过，“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不苟且”，这也正是他对自己的一贯要求。

　　他还曾去信冯友兰，逐一质问冯的三条论证，“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此通则有何根据？……第二，‘《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之后’，此说更不能成立。……第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条更不可解”。其实，从这封信里，我们更可以看出，胡适讲的不是结论，甚至不是方法，而是逻辑。这才是接受了科学及逻辑以后的大脑对国学的最大挑战。

　　而在给钱穆的信中，胡适之言更是让我触目惊心。他对钱穆文章的驳斥是：“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不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之哲学已到很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

　　从胡适对以上三人的辩驳中，我看到的不仅是胡适“不苟且”的人格精神，而是国学发展之落后，逻辑思维之缺乏，思辨精神之脆弱，简直到了何等令人可笑、令人发指的地步。以上三人皆为大师，各自均有精深学问，但是思想思辨水平，尚不及今日哈佛耶鲁的本科生，甚至连美国名牌高中生的水平也不如。今日英美名校所能标榜的，早已根本不是所谓学问知识，而是一颗具备良好思辨能力的大脑和能够恰当运用逻辑思辨的基本技能。

　　胡适对梁、冯、钱，连发三枪，口口声声说的是证据，殊不知他的子弹，击中的全是本民族思想的根本致命伤。我这里再不厌其烦地解读一下，为那些尚未看出问题严重性的读者做一点提示。先说“思想的线索”，胡适的文字已然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水平是会严重倒退的。欧洲可以从希腊哲学倒退到中世纪的神学。我们这一代人更是经历了“文革”的疯狂倒退，开历史的倒车。做学问，考据历史，又岂能拿思想水平高低作为历史先后发生的证据。那不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初心”存在的可能性，说它必然只会发生在后来啦！哈哈，想不到还会有大学者用这种方法来论证老子与孔子的先后。这不是学者的耻辱，而是国学的落后，民族的硬伤！

　　接着再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批驳，条条指向逻辑，皆与实证无关。冯说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如果《老子》真的在前，不就推翻这一说法了嘛，怎么还能用这个说法来证明老子不可能在前？《老子》非问答体，同样不能证明其后出，只能说明其卓绝高明，如果真是早出先生的话。《老子》为文简明，为何就一定是战国时期作品。要是没有文物出土，岂不是可以否定其存在，甚至可以判定为更加后人所为？胡适的发问，句句指向逻辑，只是没有挑明罢了。当年胡适、鲁迅都是学贯中西的，早已熟练掌握了逻辑学而不一定自知自觉，可惜其他人在这方面往往还根本没有入门，才会有这样的文章问世。呜呼，这不是学者的悲哀，而是民族自醒的晚成与悲凉。

　　最后再说梁启超，他是更早一辈的人，自然也就不必亦无需再去苛求。总之，科学方法论在那时尚未诞生，中华尚需启蒙。我今翻看闲书，读出如此令人心痛、汗颜的事实与史实，恐怕也算得是一种“识其小”，应当受到点赞而不该是收获口水与谩骂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