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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烹饪学手册

2015年06月29日 11:15 来源于 《财新周刊》
中国人主张哲学家应当做厨师。言下之意是,你要是说你的哲学好,你就先做一桌菜给大家尝尝,然后再来说别的吧

王焱

学者

  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国家与个人要想得到幸福,只有让哲学家当王才行。而钱钟书先生则狂胪文献,证明在华夏文化中,哲学家的理想职业是——厨师。钱先生说:“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

  伊尹是夏末商初时代赫赫有名的人物,在甲骨卜辞中被列为“旧老臣”之首。华夏文化的历史中,他首开以美食取譬言说政治的先河。《史记》中说: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说的是伊尹背负着全套的做饭家伙,以烹饪之道为譬解说天下大势,劝汤承担灭夏兴商的大任。“他将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此后,烹饪与政治就结下不解之缘。比如《论语》中“政”字出现了41次,而“食”字同样出现了41次。从伊尹到孙中山,很多政治人物都是美食的鉴赏家。孙中山还专门写作过美食学的论文,载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这在其他文明圈里是鲜见的。

  伊尹是华夏文化中的先知、宰相、帝王师,最终也是华夏文化的厨师之祖,“割烹要汤”的故事也长久传播。伊尹之所以以制作美食譬喻政治,乃因“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换言之,政治如烹饪,是一种精妙的艺术,而非书本上明言的理论。如果说希腊人主张哲学家为王,而要做哲学家就先得牺牲口腹之欲的话,那么中国人主张哲学家应当做厨师。言下之意是,你要是说你的哲学好,就先做一桌菜给大家尝尝,然后再来说别的吧。

  尽管英国诗人吉普林说“东方与西方永不相遇”。但到了20世纪,我们终于看到一位谈论政治与政治哲学、也喜欢以烹调为譬的西方政治学家。他就是英国学者奥克肖特(Michael Oakshott)。奥氏关注的是一种作为行为传统的政治。这种传统并不是凝固的、僵化的,而是始终变动不居的。他反对将政治视为一种只是由工程师挑选适当技术来解决问题的事务,因为那是将政治下降为一种行政管理。奥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种是技术知识,另一种是实践知识。在他看来,烹调是一项具体的活动,一个人,光凭上好的食材和一本烹饪手册,并不能做出美味佳肴来的。它并不足以成为烹调的起点,因为那不过是以前某些人的烹调技艺的不完全的抽象而已。

  没有人会认为仅凭借一本烹饪手册,就会成为一名好厨师,因为厨师的技艺仅仅存在于实践过程之中。实践的知识作为一种知道“如何去做”的知识,体现在习惯的或传统的做事方式中。理性主义的谬误在于,他们企图将经验的复杂性完全化约成技术知识,而政治知识本质上却是一种实践知识。这意味着政治在本质上并不是单依靠书本就能习得的知识,而是依赖于实践经验的默会致知。有些人过于迷信烹饪手册,其实这种手册里的政治不过是一种理论政治,是一种缺乏政治经验的人的政治。

  奥氏不以柏拉图的哲人王为然。在他看来,哲学与政治并非同物。哲学是一项激进的事业,它要求放弃任何无法进入绝对融贯的经验世界的东西,奖励给人们的只是“空洞的抽象之物”。而在政治领域中,“不存在可以想象到的最高宗旨或者可以被认知的不变方向,这里没有可复制的模式、待实现的理念或供遵循的规则。”从奥氏的角度看来,哲学是离开实践生存的逃逸,一种对生活的规避。而政治追求的则是实践性的真理,是我们可以依靠其来生活并依靠它来行动的真理。奥氏心目中的政治哲学,既不是规范性的也非谴责性的,而是解释性的。这就意味着,做一个哲学家,并不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半神半仙,而是密纳法在黄昏时节才起飞的猫头鹰。比起希腊人,奥氏或许大大降低了哲学家的地位,所以他说,“我们最不能指望的事情,就是让哲学家变成国王。”

  已故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曾在他的《谈世界》一书说:“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

  李光耀懂得烹调的技艺。

王焱
王焱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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