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成功学

　　【财新网】（特约文化记者 李大卫）上次回国，在朋友家看到一份《南方周末》，有篇文章讲到，上海一位老者供述当年如何凭借私谊，对我祖父进行监视并“引蛇出洞”。头一回知道此事，情节背景也算亲历过的现场，不免暗自心惊。就在此前，一帮初中同学相约碰头，有个没到场的男生发来短信，说不愿和当年的班主任老师见面。

　　班主任在建国初受教育时，参加过一个“马特罗索夫英雄班”，并深以为荣，道德上的高调也就顺理成章。于是，大家被管理成养殖场的鸡雏。正是饱受青春期激素困扰的年纪，谁的体征因发育而变化，谁“思想复杂”，都是“背靠背”揭发的对象。至少那个年代，特务化的社会风气有着深厚的公众基础（背后扎针，如今也不乏其人）。笔者一直将其归咎于体制性因素，直到看到洪又妮（Euyi Hong）的新书《韩酷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