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夜批苏俄“新教育”

　　胡适是不会认同“党化教育”的，只是他在苏俄问题上没有徐志摩的眼睛尖，一眼便能洞穿苏俄新教育的真相

　　1926年9月18日，主持《晨报》副刊的徐志摩收到署名“张象鼎”写于当天的一份信稿，稿子的内容引起徐志摩的注意，他漏夜不眠捉笔回应。次日，张徐两稿发排上版，20日的《晨报》副刊上，便有了一次通栏为“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
　　讨论因胡适而起。胡适在莫斯科仅三天，便写信夸赞苏俄新教育。先于胡适去过苏俄的徐志摩深谙其底蕴，在发表胡信的同时，作了篇不以胡适为然的“按语”，指出：胡适笔下的苏俄新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并讥讽：“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流被整个20世纪，也许我陋寡，在我个人接触的资料中，最早言及这个问题的，就是徐志摩。
　　徐志摩和胡适的文字都刊载在《晨报》上。年轻的张象鼎读了，为胡适不平，于是便有了上面他给徐志摩的信。张其时的身份是国民党员，1927年又入中共，1928年改名张友渔，后成为著名法学家。这是他日后的自述：“我的思想是由孔孟而康梁，由康梁、胡适而社会主义。”此刻，张为胡适辩护时的胡适，其思想也正受染于苏俄社会主义。不过，胡适是不会认同“党化教育”的，只是他在苏俄问题上没有徐志摩的眼睛尖，一眼便能洞穿苏俄新教育的真相。张与其是为胡辩护，不如是在表达自己。他的观点是：“‘党化教育’便是最新的教育”，“便是新时代的新教育”，“苏俄能实行‘党化教育’，苏俄的教育，便是新教育。”“如果你赞成‘政党制度’，赞成凡一政党，都应该确信本党的政策为好政策，而努力其实现，那你便不能不赞成‘党化教育’！”
　　徐志摩一生短暂，以诗人名世。他遇难后，有那么多朋友在《新月》上纪念他，夸他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包括他的人。正如溢美之词难免，遗漏却也惊人。怎么没人夸他在《晨报》副刊的作为呢？怎么没人夸他在思想观察上的手眼俱高呢？他的这一面，被那些谬托知己的浮朋滥友“不著一字”了。1925年接手“晨副”时，徐志摩痛感自己“不能制止我看了这时候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的愤懑与羞恶，我要一把抓住这时代的脑袋，问他要一点真思想的精神给我看看”。他其实是把他的真思想通过“晨副”给那个时代看了。苏俄教育所以触动他，不仅在于他深感当时流行的思想都是从苏俄那里“借来的税来的冒来的描来的”，更在于他认为苏俄“党化教育”的结果便是思想自由的消失。所以徐志摩也并非是要回应张象鼎，而是借此重申此前按语中未能尽申之意。
　　徐志摩眼里，历史上的“党化教育”有两例，一例是中世纪，一例就是苏俄（如果再往前，徐志摩还提到了古希腊的斯巴达）。因此，胡适眼中的苏俄教育到徐志摩眼里谈不上新，包括它的政治，不过是“中世纪的一个返（反）响”。下面，徐志摩开始了现代苏俄和古典中世纪的比较：“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至于和这种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徐志摩认为只是“‘划一人生观’的训练，说什么教育”。“当然”，徐志摩笔锋一转，在苏俄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行文，往往不出文章出句子，这最后一句委实精彩！
　　历史不幸。胡适所迷惑的苏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国兑了现。北伐成功后的国民党逐步开始推行苏俄性质的“党化教育”。尤其是1929年胡适发起“人权论战”，锋芒直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国民党除了打压胡适，它的中央委员会第44次常委会还特地通过“因警诫胡适而引起之《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该条例要求全国各级学校都必须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后者便是中国“政治学习”制度的开始，它“暂行”了一个世纪。
　　案：到底什么是“党化教育”？1932年，胡适的好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面对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概括出这样两点：“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地浸灌到学生脑筋里去。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党指挥”……■
　　邵建：学者，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