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主义。北大贡献的传统,倒是由“五四”引发的学生运动
1919年3月3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有一则开除文告:“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如果知道此事原委,损坏学校名誉的就不是学生张厚载,而是开除本身以及开除他的北大校长蔡元培。
今天我们谈起大学精神,总离不开蔡元培。执掌北大的他这样表白:“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后来继任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也说:“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但这个“容”好像是在教师之间,一旦对学生,比如对这个和北大并不怎么合拍的张厚载,就缺乏容的雅量了。导致张厚载被开除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他把林琴南丑诋蔡元培等人的小说转寄沪上,另一是文告所说“传播无根据之谣言”。
这是晚年周作人的回忆:“北大法科一个学生叫张豂子(张厚载),是徐树铮所办的立达中学出身林琴南在那里教书时的学生,平常替他做些情报,报告北大的事情,又给林琴南寄稿至《新申报》,……当时蔡孓民(蔡元培)的回信虽严厉而仍温和的加以警告,但是事情演变下去,似乎也不能那么默尔而歇,所以随后北大评议会终于议决开除他的学籍。”张厚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北大《新青年》的格调颇不合。他曾在北大师长面前申辩旧戏,不为众师所喜。当然,这不足以成为开除他的理由;但北大评议会的教授们议决此事时,是否有这方面的心理因素,已不可考。
所谓寄小说,是指他把林琴南丑化新文化运动的两篇小说寄给上海的《新申报》发表。在《新青年》率先对桐城派妖魔化两年之后,站在桐城派一边的林琴南始又妖魔化对方,他先后发表了两篇影射小说《荆生》和《妖梦》。作品糟糕不说,《妖梦》中那个白话学堂的校长俨然即蔡元培。第一篇发表时,还没有涉及蔡,蔡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批评:你既是本校学生,应当爱护母校,怎么能帮助发布“意在毁坏本校名誉”的小说呢。此时离张被开除还有十天。可以注意到,十天后的开除文告,内中又恰有“损坏本校名誉”的句样,固然它指的不是小说而是谣言。但这桩事即使没放上桌面,却未始不是开除的内在缘由。而且开除文告和蔡的公开信辞吻颇一,差可见张之开除,蔡是其主使。
当然,开除的公开理由是“传播无根据之谣言”。这个谣言,是指张于3月4日以通讯记者身份在《神州日报》上发布的文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尽管3月1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辟谣,但饶有意味的是,3月26日夜,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的决定就作出了。陈进北大乃蔡所援引,是蔡的重要势力。因此在处理陈的问题上,蔡不免被动无奈,甚至被迫。接下来就是3月31日开除张厚载。根据这一时间表,张是“传播无根据之谣言”吗?谣言经常有根据,而且谣言变成现实就不是谣言。况即使谣言,张不过是一传播者而非始作俑者。他固然有错,但竟至于非开除不可吗?
张厚载是林琴南的弟子,林琴南是桐城派的同道,桐城派是严复主持校政时北大文科的主角。待辛亥后章太炎弟子伙入北大,桐城派席卷而去。在学术上,桐城派偏“宋学”,力倡文道合一,太炎弟子以“汉学”见长,俱有小学功夫。清代以来,汉宋不两立。北大固宽容,元培时已无有宋学一席。而且钱玄同痛打落水狗,更把桐城一派詈为“谬种”。张是个不反新文化但反新文化独霸天下的旧派学生,在北大的新旧冲突中,他以学生之身,站在新文化的对面。这个立场,包括他的上述行为,最终使他成为北大新旧冲突的一个牺牲品。
其实,无论小说还是谣言,都不会使北大名誉有损,真正有损北大的倒是免陈的事由。那是相传陈和北大学生共狎一妓,因而怒伤其下体。当然,这既是免陈的理由,也只是原因之一;正如传播谣言是开除张的原因之一,更只是桌面上的理由。都说蔡宽容,却未能宽容一个犯了无关大错的学生。
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主义。据说自由主义是北大传统,其实不像。北大即使有自由主义,也无此传统。北大贡献的传统,倒是由“五四”引发的学生运动,这是另一话题,此处不表。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也是北大诞辰110周年,何妨挑点小疵以作纪念。■
邵建:学者,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