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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布兰奇

2017年01月25日 10:59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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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布兰奇一样,都是在走入生活之前,读了太多的书,构筑了太多的梦想,中了浪漫主义的毒,需要让我们的生活戏剧化,作为一种逃避或升华,寻求着自己的安慰与生存
资料图:《欲望号街车》剧照

  文|霜子

  自由撰稿人

  最近看了两个版本的《欲望号街车》。一个是伦敦小维克剧团的现场影像版,另一个是费雯丽和马龙白兰度主演的那个最经典版本。

  在影片里,白兰度创造出了他独特的自成体系的表演风格,把一只生猛的工人阶级雄性动物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和载着布兰奇而来的欲望号街车一起呼啸着,把已然精神分裂的南方美女无情地吞噬掉,也杀死了那些和布兰奇相配的、好莱坞多年来营造出的优雅迷人的绅士们。

  在舞台上,特别紧张逼仄的空间里,来自南方庄园优雅的布兰奇和粗野的斯坦利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我们不但可以闻到斯坦利身上的汗味儿,还可以听到布兰奇的喘息。他们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其实一直存在于当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激烈变革中的社会历史进程中。

  在田纳西威廉斯的时代,北方的工业文明摧毁了南方的种植园文化,人们评论说:斯坦利给予布兰奇的最后一击,象征着北方强奸了南方,“野蛮的欲望强奸了优雅的理想”;而在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中,是洛丽塔所代表的年轻的美国强奸了古老的欧洲。在契科夫的《樱桃园》里,以及所有表现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类似主题的作品中,总是代表了新生力量的野蛮欲望吞噬了旧时代贵族式的优雅理想。

  而我在和一位南方美女观影的过程中,第一次意识到,布兰奇不仅仅是舞台上那个让人唏嘘和怜惜的戏剧人物,舞台也不再和我们隔着安全的距离。在镁光灯令人目眩的照射下,我突然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形象:脸上布满痛苦沧桑的皱纹,瞪大的眼睛空洞而茫然,那个我们深深依恋的世界已经远去。当最后的一点点精神依托也崩塌时,我们把自己交到一个陌生绅士的臂弯中,不管他是谁,不失悲壮地走向早已注定的命运——在那一刻,我们不再是热爱戏剧的文艺女青年,而变成了布兰奇自己。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布兰奇。

  不知道是女性的共同特点,还是我个人的特点,我看书时常常把自己放进去,包括我读任何哲学,都会想想,这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是我和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一个和我毫无关系的东西,我是不会对它真正感兴趣的。

  “我们疯狂地读书,在书中,感受着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经历的生活。读《安娜•卡列尼娜》时,我想象自己就是安娜,在经历了她的爱情和幻灭,浏览了人生这部充满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之后,把自己的身体投向滚动的列车车轮下;读《包法利夫人》时,我仿佛也随着福楼拜的文字进入了爱玛的身躯和心灵,从侯爵庄园舞会回来后,坐在和包法利先生居住的乡间小屋里,重温那个改变了她一生的幻象,她“希望死,又希望住到巴黎……”

  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写作也经常是写自己。因为除了自己,我对其他的东西几乎一无所知。而男人们通常不会这样,他们很少写自己,他们更善于“宏大叙事”,会很好地把自己掩藏在他们所议论或表现的其他东西下。

  有人写到周迅的表演,她是在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在体悟,投入爱情和表演,直到“吓人”得不能抽离的程度。她娇小的身体里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人们似乎充满贬义地提到那些“美女作家”,说她们是“用身体写作”,但这是真的,女人们确实是用身体写作,用生命创造生命,是因为过去漫长的历史中,所有的叙事都是男性话语,女性想要作为主体发声,就得拼上性命,押上她们唯一拥有的资源——身体。而我经历了浪漫主义神话的破灭,只相信来自身体的话语。

  叔本华说:人们最终所真正能够理解和欣赏的事物,只不过是一些在本质上和他自身相同的事物罢了。我不相信人能够了解他人的心灵,我们只能懂得那些和我们自身相近的人和事物。我理解布兰奇,是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她的影子。我们,其实和她一样,不过都是些等待爱情、索要希望的“可怜人”。

  我认识另一位南方美女,她不但具有布兰奇的精神实质,而且相貌和表情都非常相像。半个世纪以来,我目睹了她的生活和爱情,最终在她身上发现了逐渐分裂的精神人格和飞蛾扑火般走向毁灭的悲壮气质。她越来越像布兰奇了,因为她的生命也已经接近尾声,她和她的角色已经融为一体,难解难分了。她的爱情常常让我怀疑爱情本身,那是爱情吗?爱情到底是什么?可我朋友说,那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她的感情已经越来越脱离那个唤起她感情的对象,完全和她以为自己所爱的人无关,因此我理解爱情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需要,对我们所得不到的更好的东西的渴望。而只要她还在呼吸,还有这需要,就什么也不能终止她的爱情。爱情,归根结底只不过是自己的事。

  一位德语作家瓦尔泽说:“缺了不可能的事物,我就没法生活。如果生活被可能的事物包围,生命之火就会熄灭。”正是这种”匮乏”成了他写作的缪斯,也是我们生命的动力。

  关于这个,陈寅恪有极为精辟的解说: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连感天动地的宝黛之恋才是二等,所以似乎越是和现实分裂的爱情就越是纯粹。日本人认为最好的情色是“未得到”和“已失去”。在哀婉激越的咏叹调中,蝴蝶夫人以日本式自决走向最终的命运。她的爱也和那个辜负了她的爱的美国男人无关,那是她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禀赋。这样的人,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是艺术家的宠儿,一般只在艺术中存在。艺术家们为她们歌唱,并杀死她们。因为她们的自我在现实中无处皈依,唯有死才能安顿她们那不合时宜的精神世界。

  我们,和布兰奇一样,都是在走入生活之前,读了太多的书,构筑了太多的梦想,中了浪漫主义的毒,需要让我们的生活戏剧化,作为一种逃避或升华,寻求着自己的安慰与生存。当我明白了我和书之间的关系时,也懂得了我和戏剧的关系——为什么我们看着看着戏,自己就变成了戏中人?快乐不需要升华,悲伤需要。升华了的悲伤能使我们像站在戏剧舞台上一样,和别人一起欣赏我们的痛苦,并把它变成了有价值的事物。戏剧将我们投入濒临崩溃的极端情境,固守理想,不是出于骄傲,是因为没有选择,而那就是人生的写照。

  我们不但是布兰奇,我们还是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林黛玉、蝴蝶夫人,甚至洛丽塔……在所有不朽的文学形象中,我们都能发现自己的影子。有所区别的是,每个人和现实妥协的程度不同,而这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有时英勇,有时脆弱,有时骄傲,有时颓丧,有时是被摧毁者,有时又是诱惑者和背叛者,不是毁灭自己,就是毁灭他人。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人物最为重要的背景经常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如果你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充满被文学艺术滋养的梦想和激情,那就在世人不耻的目光中前行吧,不要惧怕和这个现实世界渐行渐远,直至无路可走,因为当你和它彻底决裂之时,就会在死亡和精神分裂中获得最后的自由。

  这一过程借用最近一部中国电影的名字也许最为恰当——《罗曼蒂克消亡史》。

责任编辑:刘芳 | 版面编辑: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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