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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铁腕县长——《红高粱》电视剧与原著对比

2015年06月11日 12:28 来源于 财新网
很多观众并没觉得朱县长有可恨可怕之处,反而对这样的官员心向往之。这其中的原因,颇耐人寻味

  名著的启示】(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米琴)在《红高粱》电视剧中,最让人心惊肉跳的不是那两个土匪头子,而是高密县长。土匪还有规律可寻,起码会保护自己的亲人。虽然剧中多次出现土匪亲人成为人质的情节,观众也不担心人质会死。而高密县长为剿匪不惜以干女儿的吃奶孩子做人质时,就让人提心吊胆了,因为他认为这属于“大义灭亲”之举,还回忆当初为了不向土匪低头而牺牲自己幼女时的“大义凛然”之气。三天期限将近,土匪头子仍未来投降。有人问他过了期限是否会杀孩子时,他给予肯定回答。这就让人感到万分恐怖了。为了“大义”,连无辜的孩子也要“灭”,这“义”还从何谈起呢?

  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评论沙威时所说:世上没有比有美德的人造成的所有邪恶更让人感到痛苦和恐怖的了。一个无私者做自以为正确的恶事时会毫无顾虑,而且还会异常奋勇和彻底。[注1]

  电视剧中县长绑架九儿及豆官的情节与莫言原作有出入。在小说《红高粱家族》的“高粱殡”篇章中,土匪头子余占鳌先绑架了县长儿子索取一万大洋,县长才绑架干女儿母子去交换自己的亲生儿子。而这次事件是为下次更残酷的事件做垫铺。小说叙述道:“在这次游戏般的绑票中,县长曹梦九心中蕴育日久的一条‘三国演义’式的妙计突然成熟了,这条妙计,残酷地结束了高密东北乡土匪们的黄金岁月。”那妙计就是用假招安的骗术,把自首的真假土匪用火车运往济南,交省政府集体枪杀。小说写得很含蓄。为什么绑票发生之后,县长的“妙计”就“突然成熟了”呢?作者没交代,但读者不难推断:因为绑票本身就是严重违法的残酷行为,县长出于无奈已干了一次,再实施那更残酷且违法的“妙计”也就顺理成章、心安理得了。

  小说中的曹县长确有其人,而用“妙计”剿匪据说也确有其事。《<红高粱>朱豪三原型曹梦九》一文中讲道:“1936年夏天,曹梦九总结了清匪经验,他认为个别缉拿的办法奏效不大,于是想出了一个得到韩复榘支持的将高密土匪一网打尽的绝招:曹梦九以韩复榘在山东招收特别侦察队员为名,以自带长短枪各1支、杀过人为条件招收人员,诱捕惯匪80余名,运送济南,交省政府枪杀。”

  另一篇介绍真人曹梦九的文章有更详细描述:“1936年夏,曹梦九实施了一项请君入瓮的诱捕计划。他让部下在县城、集镇和交通要道张贴告示,宣称省政府韩主席要在高密招募特别侦察队员,其中说明,当过土匪且有命案在身者,不咎既往﹔犯有两条人命以上、自备短枪两支者,从优录用,酬以高薪,使其安心为国效力。

  起初,土匪中无人敢报名,后来有几个胆大的试探著前去应招。曹梦九好言相待,立即宣布为特别侦察队员,发放服装和军饷。消息传出,陆续又有人应招。曹梦九安排他们列队出操、巡查县城,吸引了更多报名者,其中不少是受利益诱惑冒充土匪的。审查中,曹梦九发现假冒者,打一顿鞋底撵回家。两个多月招到100多人,查实后剩下80多人。这些人被武装护送,乘火车赶往济南。未至济南城,他们便被‘请进’一高牆大院,一阵机枪扫射。刘锡明等三人早就发现苗头不好,踩著伙夫的肩膀越牆侥幸逃脱,其余的当场击毙。其中,恐怕不乏假冒土匪的普通百姓。”[注2]

  根据此文,曹县长戒毒也有狠招儿:“他颁布命令,在各区、乡、庄层层设立督察员,敦促吸毒者限期戒毒﹔不能自动戒除的登记造册,分批集中到县戒烟所强制戒除﹔不来登记继续偷吸者、窝藏及知情不报者,抓到枪毙﹔贩毒者一律枪决,窝藏不报者同罪。”曹县长戒赌亦有绝招儿,“即给赌徒们穿上特制的一条腿红色,一条腿黑色的‘红黑裤’,罚其绕城扫大街以羞其面。”[注3]

  以上例子都说明,真实的曹县长并非依法治县,而是自订土政策,使用残酷铁腕手段。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制造冤假错案。“经过一阵风暴式的治理,高密城乡毒、赌之歪风一时大刹。不过,其间曹梦九也制造了不少错案、冤案。一暗娼私藏鸦片,借以招揽嫖客,遭到弟媳单氏反对。她怕单氏告发,串通驻军一嫖客将鸦片藏匿到单氏房中,然后诬告其窝藏毒品。曹梦九派人前往,当场查获鸦片,将单氏抓去,并未详细审问,即行枪决。”[同注2]这无异于草菅人命了。

  在莫言小说里,曹梦九在高密任县长的时间往前挪到了上世纪20年代。“高粱酒”篇章这样介绍他,“曹因喜好以鞋底充刑具,故绰号‘曹二鞋底’。他读过五年私塾,当过几年兵。曹视土匪、鸦片、赌博为乱世之源,声称欲治乱必先清匪、禁毒、禁赌。他有相当多的邪门歪道,行为荒诞,让人琢磨不透。他的轶闻极多,高密人口碑流传,至今不绝。曹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很难用‘好’、‘坏’等字眼来评论。”一般人都知道,土匪、鸦片、赌博泛滥是乱世之结果并非原因。小说的描写透露出曹县长缺乏见识和头脑。“邪门歪道,行为荒诞”更表明他不是一个好官。

  小说如此评论曹县长的禁清效果:“曹梦九的三把火是禁赌、禁烟、清匪,执行两年,颇有成效。但东北乡距县遥远,虽有严刑酷令,但三害横行之势明里疲软,暗里炽旺。”“严刑酷令”说明县长的手腕够铁,但是对于距县城较远的地方也并不见效。

  铁腕手段并不见效这点在电视剧里也有体现。朱县长用残酷“妙计”剿匪的结果之一是逼出一个更大土匪余占鳌。

  在小说中,曹县长断案有两次。一次是鸡案,另一次是九儿父亲告九儿的案子。两次都显示出他能为民做主,很像古戏里的青天大老爷。曹梦九的执政作风似乎并没体现民国的时代特色,而是更接近中国古代。老百姓似乎最崇拜的也是古戏里宣扬的那些“青天大老爷”。

  “青天”事迹在电视剧里的朱县长身上有更多表现。而一些观众似乎也特别欣赏朱县长的“青天”形像,赞美道:“他喜欢化身为古代钦差,惊堂木一拍,高喊‘升堂’,那眼神、那表情、那气韵宛如包青天再世”。[注4]可见,“青天”戏是多么深入人心。

  在电视剧中,除了断鸡案之外,最让老百姓感恩戴德的是县长惩罚了强抢民粮的两个下级军官。实际上军官犯了严重的抢劫罪,可百姓们看到县长对他们进行抽鞋底的体罚就满意地大呼他是“青天大老爷”了。至于给那两个罪犯按法律判刑、经济赔偿之类的,老百姓似乎连想也不敢想。

  更让人感慨的是电视剧观众的反映。据说,“县长亲自打人鞋底子等出格行径,观众看了亦觉得十分解气”。[同注4]犯法没受到应有惩罚只是挨鞋底抽,怎么还会让人“解气”呢?再说县长打人也是犯法行为。

  真人曹梦九的鞋底惩罚法,曾被认为是私设刑具的违法行为。“曹梦九惯用鞋底打人,并非仅仅是口传。在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中,就有曹梦九‘私置鞋底刑具’之语”。[同注2]

  民国时期的政府就很明确抽人鞋底的惩罚方式是违法行为了,可到了21世纪,中国观众中还有人连这点儿起码的法律意识都没有,这怎能不让人感慨。像曹县长这样以恶治恶,以犯法治犯法,除了恶性循环,不断恶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在电视剧中,朱县长用残酷“妙计”剿匪在前,绑架干女儿母子在后。受招安的真假土匪集体被枪杀之后,朱县长显出一丝不安。但在受到旁人谴责时,他辩解说,为了广大百姓的安全,少数无辜者做些牺牲也是必要的。后来,在有人质疑他三天期限后真要杀孩子的决定时,他说,如果他不按自己告示上声明的去做,那以后他说的话就没人信了,他这个一县之长也没法当了。显然,他治理全县完全靠的是个人的绝对权威。而为了竖立个人权威,就得有一副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

  专权是小说中的高密县长的主要特点。在“高粱殡”篇章中,余占鳌绑架县长儿子是因为他在当土匪之前曾被县长误当是花脖子抓起来,挨了三百鞋底。县长不仅没向他赔礼道歉,还强词夺理道:“你认识花脖子,必是土匪无疑,本县没有抓错!”此事显出县长独断专行,而且不允许别人冒犯他的权威。其细节描述也颇符合真实曹县长的粗暴武断作风。“曹梦九‘粗暴’断案,必有过失。直到他到高密后,还有平原人告他。1936年3月,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田炯锦提出弹核曹梦九议案,称其在平原县长任上草菅人命、贪赃枉法。”[同注2]

  继绑票事件后,小说叙述者简单提到用“妙计”剿匪事件,然后就总结说:“县长曹梦九的一条妙计,把以我爷爷为首的高密东北乡土匪一网打尽,是一九二八年深秋里的故事。葬送了八百个汉子的生命。”上文提到的介绍真人曹梦九的文章说他“诱捕惯匪80余名,运送济南,交省政府枪杀”。小说作者把死者数目提高了十倍,显然是想突出此种“妙计”的残忍和恐怖。作者还称“妙计”是“三国演义式”的,其中含义颇引人深思。

  小说以这句形容曹县长手段残忍的话结束了对他的描述。至于一些介绍真人曹梦九的文章中提到的清正廉明,爱民如子,刚直不阿,积极抗战等优点在小说中都没任何表现。小说虽对曹县长着墨不多,但可以看出是着重于描写他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执政风格和手段,而并不关心他的人品,因为后者和小说的主要内容无关。

  电视剧则大肆表现和渲染朱县长的清廉、务实、肯干、奋勇等优点,甚至还将他拔高成一个为了抗战忍辱负重的民族英雄。而真实的高密县长虽积极鼓动抗战,可并没亲自参加。[同注2]

  朱县长强烈地吸引了对贪腐官员深痛恶绝的观众。有观众赞扬朱豪三,“心系百姓、积极剿匪、借力打力,还注重休养生息、减免赋税,明显改善了社会治安状况;他不占高密一砖一瓦,古今中外绝对罕见;为了团结高密的抗日武装,他明知是刁难,仍带着夫人一起以孝子的身份,跪行多个台阶给余占鳌的干娘上香磕头。如此大仁大义,着实虐哭一众网友”。至于县长的缺点,只是“简单粗暴”。[同注3]

  某网站还有题为《民国县长朱豪三——点评电视剧<红高粱>》的长篇文章,总结了朱县长的四大优点和“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称他是“有着民族传统美德的优秀儿女,他的精神和品质,不仅属于高密,属于山东,更属于中华民族。”文章作者认为,“当今数量多多的所谓人民公仆们,他们中恐怕也难找出几个有此等觉悟与实干精神的朱豪三来”。

  电视剧主创人员曾解释说,朱县长集合了中国很多旧官吏(包括军阀)的“影子”[注4],并称他“亦正亦邪”,“是好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但他用不择手段的方式以恶制恶,让人挺恨他的。”[注5]电视剧确实强化了县长的以恶制恶,比如增加了绑架清纯女生灵儿,导致她惨死的情节。然而,很多观众并没觉得朱县长有可恨可怕之处,反而对这样的官员心向往之。这其中的原因,颇耐人寻味。

  在《悲惨世界》中,执法人沙威被形容为是个正直,诚恳,爽快,诚实的人。他一心要维护真理、为民除害。但是,沙威常以令人憎恶的面目出现,像魔鬼一样让善良的人感到恐怖。因为他是一个盲目服从权威又缺乏同情心的无私者。小说让人们看到,这种冷酷无情的无私者对好人所造成的伤害,可以比一个自私者还要大。

  《红高粱》电视剧中的朱县长所做的绑架妇幼、滥杀无辜等事,比沙威的行为恐怖多了。何况他还是一个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伤害的不只是个别好人,而是危及到整个县。比如,他杀害了个别无辜百姓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土匪帮。可老百姓们并没觉得他恐怖,好像他不贪不占又多少能为百姓办事,就已很难得了。似乎电视剧想表现那些无权无势、束手无策的百姓们有多么可怜,只能依赖这位“青天大老爷”,尽管他头脑简单,还常采用严重违法、缺乏人性的铁腕手段。

  [注1]参看本作者的《无私者未必都伟大—雨果的<悲惨世界>》一文。

  [注2]《电视剧<红高粱>高密县长朱豪三确有其人》(人民网),2014年11月7日

  [注3]详见《电视剧<红高粱>中的高密县长是地道天津人》。

  [注4]详见《<红高粱>“野蛮”县长得民心 于荣光广受追捧》。

  [注5]详见《早报专访电视剧<红高粱>编剧赵冬苓》。

  [注6]详见《<红高粱>——于荣光还坦言,朱豪三是他三十多年演艺生涯里难得一遇的好角色》。

  米琴为财新网专栏作者,比较文学博士,曾于美国的大学教世界文学,出版过《爱情十九谭》等中文著作,阅读更多专栏文章,请移步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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