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嘉映 | 文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2015年开始没几天,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袭击法国《查理周刊》,残杀画家与编辑。人们到处谈论着这场血案。也是在新年伊始,另一批极端主义者在尼日利亚制造了巨大惨案,不仅屠杀的规模大得多,而且,被屠杀的更多是妇女、儿童、老人。听起来,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前一惨案上似乎有点儿势利。其实不然,至少不尽然。以我个人论吧,在法国,我有不少朋友熟人,我在法国工作过,旅行过,我相当熟悉法国的历史,曾从法国文化汲取不知多少营养。如果我可以有不止一个精神故乡,法国定是其中之一。我在巴黎找路,也许比在上海还容易些。我想,多数人像我一样,对法国比较亲熟,对尼日利亚没有多少亲熟感。当然,有些人不是这样,例如那些从万里之外奔赴西非去与埃博拉抗争的白衣天使。我只是想说,像大多数人这样,像我这样,对发生在巴黎的惨案更加关注也许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