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资中筠）
《公务员》译者序
改革开放初，人文社决定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全集。法国文学专家、资深编辑夏珉主其事。在傅雷先生已经翻译的诸本之外，尚有多种没有中译本的需有人首译。我为夏珉物色的译者之一。不过我只能业余做，时间有限，不能多译。《公务员（Les Employés）》是我自己选的，因为这本著作所描述的官场种种现象引起我的共鸣。这可算我第一本正式的译著，而序言也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书评。（因篇幅较长，有所删节）
不朽的著作之所以为不朽，在于它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保持经久的魅力，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受到启示和感染，从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巴尔扎克的《公务员》可以称得起是这样一部著作。它以官僚体制这个长期折磨着人类文明社会的怪物作为剖析的对象；单凭这一主题，就已显示出作者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独到的眼力。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政府部门因司长病逝而位子出缺，围绕着两位处长谁来补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夺。通过这场角逐，把法国查理十世复辟王朝时期官僚政治的种种弊端揭露得痛快淋漓。它既是一幅十九世纪巴黎社会的风俗画，也是一部辛辣无情的官场现形记。
在本书中，巴尔扎克以他特有的夹叙夹议的犀利笔法，揭示出一个庞大、臃肿、“为庸人所创造，取悦于庸人”的官僚体制。在那里，有的是卖官鬻爵，尔虞我诈，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以及种种腐败的习俗。“只有懒汉、低能儿或小人才有立足之地”，正直的人很难摧眉折腰忍受下去。这种地方，一部分人才高位卑，一部分人尸位素餐，浪费和摧残了多少才华，“逼得聪明人玩世不恭，天才走向绝望，勇敢的人心灰意懒”。甚至看门的杂役都劝告新来的年轻人不要那么卖力气，“那是绝对爬不上去的”。“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象一块沉重的幕布横在要做的事和能够下令去做的人中间”。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使“权与能分家”，“一个国家似乎不会由于一个有才华的公务员让位于庸才而立即受到亡国的威胁……但长此以往，国家会逐步衰亡”。
但是，自上到下已经有这么多庸人的切身利害同这官僚体制联系在一起。他们从部长到小公务员都是这个制度的寄生虫：一个部长“经过十多年的议会斗争，在过筛子一样反复审查政策的过程中受尽折磨之后”，终于被封为部长时，已经是近六十的人了，早就在进退浮沉之中弄得身心交瘁。他每天要调和各种利害关系，应付各种阴谋诡计，于是练就了一套遇到困难就搪塞过去的本领，“习惯于龂龂诡辩，而不是明辨是非”。下面的各级公务员则不论原来是诗人、画家，或是行政干才，也不论当初有过多大的抱负，一旦卷进这官僚机器，渐渐地，热情、意志和希望就统统被磨掉了。他们终于成为一群“侏儒”，胸无大志的井底之蛙，每天在死气沉沉的小天地里苟苟营营，为保住自己的饭碗，或者为在有可能时再挤上一层台阶而挣扎。所有这些人共同形成一股因循守旧，反对一切改革的力量。如果有一位有识之士敢于指出弊病之所在，想要进行改革，“首先是不为人所理解，而且威胁着一些人的存在”，也就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本书的主人公拉布丹的悲剧就在于此。
在手法上，本书是通过塑造人物来织出故事情节，道出作者的意图。整个《人间喜剧》本是巴尔扎克塑造人物的伟大创举。而在《公务员》中，这位大师刻画人物的非凡天才更有独到的发挥。主线是拉布丹和包杜阿耶两对夫妇的对比。作者正面白描和侧面烘托并用，写出拉布丹正直、能干、胸襟开阔、待人宽厚、一心为国效劳，而又深孚众望，是同事们心目中当然的司长人选。但是他错就错在具备了与公务员的卑微地位不相称的胆识，草拟了改革行政机构的方案，结果为小人所中伤，弄得身败名裂，被迫辞职。而另一个处长包杜阿耶不学无术、心胸狭隘、昏庸无能、无所作为，是大家公认的“蠢才”，最后却被提升为司长，并得到勋章。这两个人的优劣愈是昭然若揭，他们的结局也就愈显示出官场的不平。作者还借一名玩世不恭、惯于冷嘲热讽的公务员皮克西沃之口说明这不是偶然现象。皮克西沃正是因为透彻地了解到这两个人的人品高下，才把宝押在包杜阿耶身上，而且证明是押对了。英才总是要让位于庸才，改革者总是要败于守旧势力，这是官僚体制带有规律性的特点。
另一对形成鲜明对照的人物是拉布丹夫人塞勒斯丁和包杜阿耶夫人伊莎贝尔。拉布丹夫人是本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倾注了大量笔墨和感情的(本书初稿原名《高超的女人》就是指拉布丹夫人)。她聪明，美丽，才华出众，受过完备的名门闺秀的教育，具备作贵夫人的一切条件。她渴望厕身于社会最上层，甚至出入宫廷，然而时运不济，偏偏嫁给了除去区区处长职务之外一无所有的拉布丹，于是想尽办法为改变自己的地位——通过改变丈夫的地位——而奋斗，就成为她全部活动的宗旨。作者对这个人物用的是工笔画的笔触。首先刻意渲染她家的布置和排场，为她的出场作铺垫，取得美丽的女主角在布景优美的舞台上出台亮相的效果。接着，在不同场合对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以至服饰、发型作了极为细腻的描写，使人感到作者自己也为这位美丽的夫人而倾倒。但是对于裹在这超凡脱俗的仪表下面的最庸俗的虚荣心，作者也毫不留情，同样细致入微地写出这女人灵魂深处的强烈的、很不高雅的欲望。她的全部聪明才智都用于为丈夫争得升官发财，为达此目的，不惜卖弄风骚同那品行卑劣、面目可憎的秘书长台·吕卜克斯调情，还进而设法勾引部长！巴尔扎克对这个人物既充满欣赏和同情，又无情地予以剖析；他对她的怀才不遇无限惋惜，同时毫不手软地让她在现实生活中一败涂地。更重要的是，他使读者意识到，拉布丹夫人的行为不是个别现象，是在当时法国上流社会中司空见惯的，她比别的女人还清白一点。再说，那些男人也不见得更高尚些，她对他们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这样，小说象剥笋一样，层层剥开了法国那个时期政界冠冕堂皇的外衣，揭示出它寡廉鲜耻的内幕。
包杜阿耶的妻子伊莎贝尔处处同拉布丹夫人是两个极端：她是典型的小市民女人，形容猥琐，从小担负着繁重的家务，既没有受过象样的教育，也没有见过世面。她持家的寒酸、吝啬，也同拉布丹夫人的阔绰、豪华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真正的力量和智慧却在她那边。两个女人都为替丈夫抢到司长位子而使出浑身解数，都在那掌握他们命运的关键人物台·吕卜克斯身上下功夫。塞勒斯丁用的是自己的美貌、魅力和交际手腕；伊莎贝尔用的则是冷冰冰计算出来的利害关系和金钱的力量，利用对方的债务和想当议员的野心，通过高利贷者把他抓在手里。结果，拉布丹夫人机关算尽，自以为胜利在望，却败在一个她从未谋面也决不屑一顾的女人手里。这两个女人斗法的胜负是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的。高利贷者羊腿子一语道破了那个社会的真谛：“和往常一样，胜利总是属于金币的。”
巴尔扎克自称充当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书记官”，但是他的作品的意义远不止此。诚然，他所写的官僚体制和公务员是十九世纪法国所特有的，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民族特点。但是，从衙门里腐朽的习俗、无聊懒散的气氛，上面的昏庸和下面的怠惰，以及一群庸庸碌碌小人物的精神状态中，却可以看到某种共性。凡有官僚体制之处，总有某种现象、使人感到似曾相识。信手举一个例子：书中以不多的笔墨对部长的专职秘书作了一番描述。那种在部里优越于其他公务员的地位，那种工作效率极高而又不表露任何创见的独特才能，那种只为一个人服务，必须承受一切而不允许稍露头角的处境，不能不使人钦佩作者深刻的观察力和惊人的概括力。
后世批评家经常指出巴尔扎克伟大的现实主义和保王派立场的矛盾。他痛感拿破仑失败后法国的衰败，“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成为泡影，留下的是庞大的赤字、沉重的赋税和尾大不掉的官僚机构，因而也时时流露出在当时法国人民中很普遍的，对拿破仑的追念。但是他更缅怀的还是路易十三、十四时期的封建王朝。他痛恨资产阶级的残酷、虚伪和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可是他对自己所未曾经历过的王朝却罩上了一层玫瑰色，一味向往那灿烂辉煌的气派，人才辈出的盛世，而忽视了它的反动、黑暗的一面。他对查理十世的统治失望之余，却归罪于王室权力太小，因而处处受议会的掣肘。他一方面为社会的种种不平而愤慨，另一方面又对一个门房的儿子同贵族后裔平起平坐大加非议。所以他发了许多切中时弊的精辟议论，却开不出像样的药方。他的政见常是混乱而自相矛盾的。尽管如此，归根结底，他的现实主义还是战胜了他的偏见，他没有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安排书中人物的命运，而是听任他们按照社会的客观规律而浮沉。正如马克思所说：“伟大的作家是能够具有驾凌于他们自觉信念和态度之上的见识的。”
最后，应当说明，这部作品决不是供消遣之作。它不是以引人入胜的情节使人爱不忍释。读这类作品决不像吃冰淇淋那样清凉快意；毋宁像是嚼橄榄，初尝多嫌苦涩，仔细品去，自会感受到其味无穷。它不会使人轻松愉快，却每每发人深思。一遍一遍地读下去，你不仅会为作者对世态、对人的灵魂挖掘之深而心折，而且还会惊奇地发现：一百五十年的距离是多么地短，人类，毕竟还年轻得很！
（1981年）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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