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 彭嫣菡|文
在当今中国大地上,城市化潮流浩浩荡荡,冲击着原有的城乡布局。产业转型,服务业和旅游业的兴起,也极大地改变了城乡之间原有的经济链条。新经济运动驱动下的人口自由流动,亦在模糊城乡的边界,改变着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国处在一个激烈变革的年代,如何平衡城乡关系,如何维护人居方式的多元化,如何维持生态和农业,如何在历史保护和经济发展中拿捏有度,便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有着极为源远流长的“城乡互哺”的传统。以安徽徽州地区为例,明清以来,徽州农村把自己的子弟源源不绝送至外地大城市经商,日积月累,徽商成为一股活跃在中国经济场域的强大力量,他们在异地结成同乡会互相照顾,又把在大城市里积聚的财富“反哺”故乡,使在家的妻儿父老可修大宅、建祠堂、办义学、恤孤济贫,令宗族文化和乡土社会不断绵续兴旺。可是,随着新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的建立,城市化运动的深入以及农村的边缘化,中国城乡这种“互哺”的关系慢慢转为“倒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