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现场见证的贝多芬惟一歌剧《费德里奥》“中国首演”,是一次在中国音乐舞台罕见的“热血沸腾”和“激情澎湃”。久违了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再次以“哀兵”之态出手,换来如期的却超乎寻常的喝彩与掌声。这个夜晚再次让我记住,所谓“百足之虫”,其生命力决不可以常理考量——。
适时挺身而出拯救交响乐团的,通常都是一位指挥。2001年的时候,为千疮百孔的国交带来希望的是汤沐海。面对中国爱乐乐团的强势崛起,汤大师在补充借调大量学生乐手凑足大型编制后,短时间内“以赛带练”,推出曲目诱人的常规演出季。无论是马勒的第二“复活”交响曲还是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都在我的音乐聆赏记忆中留下最感动的印象。那时的国交是“哀兵”,但是他们不仅重新奋起,而且水准日新月异,在短短一个演出季,便确立了与国爱分庭抗礼的格局。“这是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这注定是我们最愿意追忆的年代。
以后国交命运的波谲云诡,善良的见地以“悲剧”况之,不厚道的揶揄则称之为“喜剧”。总之,国交所为越来越不像一个正规的交响乐团,令长期拥护它、爱戴它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当然,这个期间的国交,也有过几个“触底反弹”的精彩瞬间。他们在灵光乍现的李心草、沉稳霸道的张国勇、胸有成竹的吕嘉、欲语还休的汤沐海的偶一为之面前,总是在人心最涣散的节骨眼上,把乐手倦怠的心气儿再聚上一聚,把一次次大失所望的听众的去意再拉回几分。我已不止一次为此道出“哀兵”慨叹,此哀兵虽尚不可言胜,但哀兵之态总是令人心生希冀,以为从此便可高开高走,自谷底奋起攀升,重铸辉煌。
回顾国交的沧桑史,不由不对当下国内交响乐团现状感慨唏嘘,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足可况味国交浮沉的前因后果。此间特别不可容忍的,便是堪称闹剧的那首人尽皆知的大型国产康塔塔的铺天盖地的演出。它不仅亵渎了音乐本身,还大大降低了国交乐手的业务水准。这是一项很难洗去的耻辱,万众痛心疾首,莫此为甚!
在此绝望关头,国交迎来了《费德里奥》的排演。这是挽国交于水火的一次“拯救行动”,其意义不下于剧中莱奥诺拉对夫君弗洛雷斯坦的拯救。音乐家心目中的“乐圣”当真在此时显灵,贝多芬的伟大,成就了国交的“自渡”,也成就了“看守指挥”李心草过人才华的又一次爆发。感谢国交采用了这样的演出版本!将《莱奥诺拉第三序曲》放在了“终曲”之前,那是象征“新生”的号角,它传递了希望和拯救的信息,此刻的贝多芬,真像是一位预言家!
所幸李心草没有随国交沉沦,他竟然距修成正果近在咫尺!他的激情仍然充沛,他的力量开始有绵绵不断的储备,使出来渐成章法,阶段性分配更见理性。他仍然擅长“背谱指挥”,还亲自翻译了德文对白。这可是贝多芬的《费德里奥》——德语歌剧的开山之作!虽远未达到成熟的境界,却直接昭示了威伯、瓦格纳的推陈出新。李心草对这部歌剧的熟练驾驭,让人可见其内心,那是对贝多芬一往情深的赤子之心。在诠释这部饱含理想主义情愫而结构并不平衡的歌剧时,李心草的胸怀留足了可资延展的空间;虽然他的力度一直用得很足,却始终保持了具有层次感的排列,这使我格外惊诧于他小小身躯里所蕴含的超人能量。上一次听李心草的音乐会,是他仅有的一次指挥中国爱乐乐团,虽然不出所料地令我赞不绝口,但他还是过于谨小慎微了,考究的声音不免带有做作的痕迹,这说明那时他的心态不如现在。
国交仍然靠借调一部分音乐学院的师生来完成这次“救赎”。我不清楚参演的全部乐手是否体会到了,这场贝多芬的演奏,对他们的命运有着多么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我相信他们做到了身心齐用,竭尽全力。更让人欣喜的是,乐手们完成指挥意图是那么尽职尽责,证明了他们对于始终不离不弃的舵手李心草有了发自内心的尊敬。
我本来以为演出当晚的头号明星是男高音范竞马,他的弗洛雷斯坦虽然符合角色的拉丁身份,但距贝多芬要求的日耳曼声音质感尚有差异,这并不妨碍他作为华人“第一弗洛雷斯坦”的至尊地位。不过,在“哀兵”国交面前,范竞马完全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自然要把谢幕时的“风头”拱手相让了。因为,李心草和国交,在7月6日晚的北京音乐厅,再次如期强势反弹。■
刘雪枫:音乐评论家,瓦格纳中国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