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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风越俗,雅人过得越好

2008年03月30日 21:23 来源于 caijing
“富而好礼”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贫而乐”则是一定做不到的事情



  前面有文章曾经提到,齐国人因为长于经商,屡被各地的人攻击。是的,战国年间的齐人,名声并不很好。从吕尚建国那一天起,齐就以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为发家的秘诀;进而有管仲的改革,降低关税,为商人在旅途上建立接待站,有了这些方便,熙熙攘攘的逐利者,自然归之如流水了。商贸使齐国富饶,也使它受非议。
  除了反感齐国的庸俗,各国还担心齐国成为道德堕落的带头人。孔子对管仲,就持着复杂的态度。毕竟,物质太像是容易引导出物质主义——不管怎么样,在邻国妒嫉的注视下,齐国从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慢慢变成了东方惟一的大国。在苏秦以及他人的描述中,临淄在籍的民户为七万,若平均以每家五口之数,就有三十五万人口;加上众多的外国人,这个城市的日常成员可能有四十万至五十万人,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
  百年前的欧洲人,也都觉得美国是俗气冲天的土财主。但如管仲所说,“国多财则远者来”,欧洲大学里的顶尖人才,很快就纷纷渡海了。。
  临淄城内的面积只有六十平方华里,拥挤而热闹,道路上车轮挤撞,行人摩肩接踵。市民喜爱享乐,尽管时有禁令,锦绣制成的漂亮衣服依然流行。更流行的是音乐,人多有技能,或吹竽鼓瑟,或击筑弹琴。赌博也风行,有斗鸡和赛狗会。另外一些今已失传的游戏,如六博和一种古代足球,也为临淄人所爱。作为天下商贾的居停主,临淄人富裕,也因而志向高扬。奢靡不是他们惟一的特征,在出土的战国文物中,齐器最为精致,证明着对细节的关心是如何从日常生活的乐趣中发展而出的。
  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稷下。中国有过若干辉煌时代,但称得上伟大的,首推稷下时代。开列一下那些光彩四射的名字,翻几页《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就能看出,在精神性成就方面,一个世纪的创造抵得上二十个世纪的因循。
  和稷下同一时代,雅典的吕克昂学园请到亚里士多德来讲学,得以繁盛一时。吕克昂学园设在第奥恰勒斯城门前,相似的是,稷下学宫建立在临淄西南方的稷门之外,某条要道的路边。两千多年前的官道野径,为泥泞、尘土和冰雪所周替覆盖,士兵、外交人员、商贾、犯人风尘仆仆地经过。
  与别处不同的是,此处,路边的农人还能看到许多学子,或乘木轮车,或踏麻鞋,从四方赶来。淳于髡、孟柯、田骈、环渊、鲁仲连,名声不那么响的彭蒙、季真、王斗、田巴……还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在一个多世纪里,特别是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百年中,空前绝后地辐凑至一个几平方公里大的区域。
  建立学宫和厚待学士,从一开始就带有功利的目的,希望这些有学问的人成为齐国的政治助手。除此之外,对学术的喜爱确实也是田氏的家族传统。厚养学士几乎成了父子祖孙间的竞赛,学术领袖可以得到豪华的住宅,高额的津贴,其来有隆重的迎接,其去有丰富的馈赠。
  他们被赐以上大夫的官号,但只享受其禄米,并不需要在职位上工作,也不承担任何具体事务之责。有官无守,有言无责,论政不合也不被加罪。这种情形非常独特。当时的诸国,虽都有养士之风,却没有一个国家像齐国这样胸怀宽广。
  齐国从中获得了什么回报呢?它曾一度享有非常高的学术声誉,一些学士或在政治或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卓越,或给这个国家许多建议。但战争消灭了余裕,新的秩序根本来不及产生。齐秦之间的诸国,很难说对两个国家中的哪一个更仇恨一些。即便按人之常情,嫉妒也要占恐惧的上风。最后,在政治或军事上的最后胜利者,是一个野蛮国家,而不是齐国。
  后人对齐国的命运多加讽刺,因为齐国的政治状况恶化时,自由的学者像候鸟一样离开。这种作风在战国时属正常被广泛接受,却不会为大一统社会所鼓励;更何况稷下学者思想的幅度,早超出专制帝王所能容忍的范围,后者从秦国尚可学到一点经验,而只好视齐国为教训。
  战国时代在后代屡遭正统人士批评,但后代成员的创造力,只在社会结构崩溃时才偶尔焕发一次。这一点,以及稷下学宫的兴盛与齐国之最终不免于灭亡,真是一个讽刺——不过不是对齐国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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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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