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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小人

2008年01月20日 22:13 来源于 caijing
悲剧给人机会以成为烈士,其中包括那些若是喜剧只能扮演丑角的人



  阮大铖本来是东林党人,也曾名列《点将录》,绰号“没遮拦”。有人评他的毛病是器量褊浅,“几微得失,见于颜色,争权势,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但在性格上,这只是缺陷,并非邪恶。那么,他是怎么进入《明史》的奸臣传,成为舆论公敌的呢?
  一半的原因,是他本人热衷权势,行径往往卑污;另一半的原因,他的对手左右着舆论,这种舆论笼罩下的史书,自然不会说阮大铖什么好话。
  阮大铖与东林党人交恶,起于一个官位的争夺。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出缺,东林党要人左光斗通知正在家泡病号的阮大铖速速来京递补。但东林党的另两位领袖更属意于魏大中。与阮大铖相比,魏大中更忠于党务,人品清正,社会关系单纯,不像阮大铖那样交际过广,随便和什么人都有说有笑。
  这件事也许可以通过坦白的磋商解决,但阮大铖兴冲冲赶到京城时,东林党当事的人认为哄骗他一下也未尝不可。便把出缺的实情隐藏,说了些东张西望的话。已知实情的阮大铖藏起心中的恼恨,以假意报虚情,暗中交结魏忠贤的外甥,使自己得到了吏科都给事中的要职。几年里,还有些别的事情发生。但阮大铖后来名列逆案,种根于此。
  阮大铖是个官迷。他说,宁可终生无子,不可一日无官。他本是出色的诗人和戏曲家,在文字和音乐上有双重的才能。废居期间,他写了两千首诗,十一部传奇。有名的《春灯迷》和《燕子笺》都是这时候的作品。可惜,他却非想当官不可。
  阮大铖降清后,有件事情颇可见出这个人的性格:在行军路上,他每晚到清将帐中聊大天,一直聊到对方实在支持不住,鼾声大起,他才作罢。天刚亮他又来了,折腾完一个再换一个,人人不堪其苦——他确实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另一方面,中国正统的好人主义,擅长干两种事:一种是逼娼为良,另一种是逼良为娼。阮大铖与东林交恶,仕途断绝,好生后悔。此后一直想办法与东林拉关系,但东林,特别是后来的复社人物,不给他机会,而且声讨愈力,争相毁阮以博高名。
  举小事看。阮大铖在家里请周钟等人吃饭,周钟的弟弟后至,一语不合,就推翻饭桌,砸坏坐椅,而周钟并不觉得需要为他弟弟的行为说句道歉的话。
  举中事看。崇祯十四年,东林再推周延儒出任首辅,需要一大笔活动经费(给司礼太监的贿金),中间阮大铖出了一万金。东林既肯用他的钱,然后继续压制他,阮觉得投效无门了。
  举大事看。阮大铖寓在南京写诗编戏,按说不碍别人的什么事。崇祯十一年,来考试的社局中人在南京玩得开心之余,听说阮大胡子过得颇逍遥自在,愤恨起来,撰《留都防乱公揭》,以集体的力量来驱逐他。痛打落水狗是既英雄又稳当的事,正是明末人所擅长。
  虽然仇怨已如此之深,弘光朝间阮大铖复出后,一开始并不是东林的大敌。他的野心原本有限,不过欲得一方面之专,牛皮闪闪小放一光彩耳。而东林死力相争,必欲去阮,劲头远在抗清之上。阮大铖固非志节之士,既然流芳路塞,竟尔遗臭心甘。在他的反噬下,东林党遭受重创,而弘光之偏安,也由于内部的争斗,终至崩溃。
  明亡后,也有东林人士检讨当年对阮大铖持之过急,绝之过严。但这类检讨并非主流,主流仍是“捉坏蛋”运动。主流的观念是,国之兴亡取决于治国者的道德水平,刘宗周说“世道之祸,酿于人心”,只要把坏蛋都捉出来,天下自然大治。黄宗羲则说“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天生的不共戴天。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观念,在当时却顺理成章,不受怀疑。
  东林之集矢于阮大铖,因为团体需要公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更重要的是,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西谚有云:Hate the game,don’t hate the player。我们的传统反是。
  进一步说,失败有时也是目标。这话听着虽怪,偶尔也是实情。东林党中后期的一些作为,从某种逻辑上说,望似并不愿取得实际的政治成效,倒像是巴不得被镇压,以轰轰烈烈地失败。如果东林党全面接管政治,丝毫不能挽回明王朝的颓势,崇祯朝已可验证这一点,泛道德主义的破产,当无可逃避。失诸朝而得诸野,惟有政局的失败,才能维系教义的稳固;何况悲剧给人机会成为烈士,其中包括那些若是喜剧只能扮演丑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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