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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思想的曲折历程

2004年08月20日 00:0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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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元化

  从《二心集》开始,鲁迅虔诚地接受了被他认作是党的理论家如瞿秋白等的影响。这一时期,他的不少文字带有特定意义上的遵命文学色彩。例如,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文艺自由的论争,对阶级性的分析以及对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的意见等等,都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现试举另一例。
  早期,鲁迅在1907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中说“布鲁多既杀该撒,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东尼指血衣之数言。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忽见逐于域外。夫誉之者众数也,逐之者又众数也,一瞬息中,变易反复,其无特操不俟言;即观现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这分明是排众数的主张。
  但是,他在1934年写的《又是“莎士比亚”》和《“以眼还眼”》,对杜衡援引莎剧《裘力斯·凯撒》所描写的这同一历史事件,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
  布鲁斯特(布鲁多)不仅在文艺复兴时代,而且也在启蒙运动时代,都被当做推翻专制暴君的英雄加以歌颂。鲁迅在早期也是持这种观点,可是后来他不再提了。
  上面那些为群众辩护的话,显然是牵强的。它使人感觉到鲁迅担心如果不作一些肯定的评价,会使人丧失对群众的信心,其实这是多余的。在罗马以后十几个世纪,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这样说到专制时代的俄罗斯:“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评论这段话说:“公开的和暗藏的俄罗斯奴隶是不喜欢回忆这些话的。然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本着对祖国真正热爱所说的话,是因感慨大俄罗斯民众中间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爱国热情的话。”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并不一定主张讳言群众的落后性,或者甚而把群众加以理想化。
  在这几年中,纵使从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思想倾向的影响。早年,他经常提到的个性、人道、人的觉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他最后发表的那些文章:《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死》、《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等,写得既沉郁又隽永。■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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