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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阿城:用文学绘制地图

2017年02月20日 10:55 来源于 财新网
阿城说,你不知道金宇澄为什么写这个细节,为什么写了那么细,里面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价值观,但是它那么有力量
金宇澄(中)、阿城(右一)对谈活动现场

  【财新网】(记者 刘爽爽)“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自己的青春岁月。”上海作家金宇澄在新书《回望》最后一章中写道。

  金宇澄的父亲从苏州黎里古镇走出,成为中共上海地区的地下党,后与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母亲相恋,共度一生。在父亲去世后,已过花甲之年的金宇澄陪母亲翻看过去的老相册。在母亲的回忆中回望他们的青春岁月。

  继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沪语小说《繁花》后,金宇澄在2017年初推出非虚构作品《回望》,记下父母人生的波澜起伏。2月18日,金宇澄与老友阿城在北京言几又书店围绕该书展开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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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书封

  《回望》:把有意义、有趣的细节记录下来

  金宇澄在《回望》中用了三种不同叙事。第一部分成文于上世纪90年代,写一切已归于平静的父母;第二部分主要写父亲的青年时代,有父亲的大量书信、读书笔记及他特殊系统的资料;最后一部分则是金宇澄母亲的口述,一个银楼老板女儿的成长回忆。

  不同于非虚构写作常见的条理清楚的分析求证,金宇澄有意保留了许多互有出入的细节。譬如父亲与他堂兄的关系,在第一部分,两人一起被捕,堂兄重伤死于监牢。第二部分的资料里则显示,堂兄并未与父亲一起被抓,死亡方式也变成在宪兵医院跳楼就义。

  梳理的过程让他明白,“人与群的关系,人与史的碰撞,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浑茫……万语千言,人只归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

  于是他落笔于具体的细节,全书开头第一段写父亲1948年在苏州购置家具,“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金宇澄倾心于这种中国式的叙事方式,尤其是笔记体小说。他提到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书里各式各样的人非常简洁。晚清有一位将军身骑白马,身披白袍,是位湖南人,有许多老婆,被称为“清代赵云”。他会在闲暇时跑到上海,化装成乞丐,跪在妓院路边,给路过的妓女发草纸。有的女孩子嫌脏丢弃,他也不理。好心的女孩子接过去拿回屋发现,草纸里夹了一片金叶子。

  李伯元写到这里就结束了,读者不知道这位将军出于什么心理,为什么这样做,作者也没有按照西方心理学那样分析一大段。“就像在饭店里吃了一道美味的菜,刚刚品出滋味就没有了,所以它的味道特别浓。”金宇澄觉得,这样的短章,会让读者产生很广阔的想象空间。“中国人的写作方式不是里里外外掏出来,或者把一个人的内心都写出来,就是几句话。我写《回望》也是这样,把自己觉得有意义、有趣的细节记录下来,甚至中间有很多空白,不求完整。”

  金宇澄母亲的口述回忆结束在1965年:“海风刺骨,寒气逼人,我们将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经历人生中更为惊心动魄的磨难。”

  有读者好奇是否还会有续集。金宇澄说自己就止笔于此,因为“之后的景况,有太多的共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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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宇澄(中)、阿城(右一)对谈活动现场

   “这本书也有一个地图”

  金宇澄的上一部作品《繁花》,称得上一部地域小说,人物的行走在时空上能和真实的上海地图一一对应。

  阿城最先看到的是台湾版的《繁花》,一夜读完,评价为“好小说”。这次看到《回望》,阿城发现,“这本书也有一个地图”。

  金宇澄确实绘制了一张地图,在《回望》的最后一页,他手绘了父母1965年前在上海住过的所有地点,北至复旦大学,南抵吴泾,一共29处。

  “如果我们把《回望》《繁花》中出现的所有地点拼凑在一起,会发现这两本书基本没有重合。假如金老师再写一本关于上海的书,与前两本都不重合的话,我们会得到一张非常完整和密集的上海地图。每一个点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让你记住这个地方。慢慢地,如果其他作者也来写这个地图,上海在时间轴上的串联会非常丰富。”阿城期望金宇澄能够把这些地点和故事再细致、深入地写下去,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展现的巴黎那样,写出一个充满故事的上海。

  “北京也需要这样一个地图。但这边的人比较爱忘事,这个地图没建立起来,连天安门广场都没有各种细节铺起来的天安门故事。”阿城说。

  阿城小时候住在石碑胡同。上世纪50年代,天安门每年“五一”“十一”有两次阅兵,每次阅兵后,长安街都要翻修,因为路被坦克压坏了。尤其是西单的十字路口,坦克一个九十度转弯,从宣武门出去,路被碾得像被犁耕过一样。他记得,那时还有东北来的骑兵,戴着狗皮帽子。“这些细节没有人写,北京应该以金老师为榜样追上。”

  阿城认为,金宇澄的写作是自然主义的体现。中国一直强调现实主义写作,但最根本的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写作的代表左拉认为,巴尔扎克没有达到书写现实的极致。只有将现实的无尽细节写到极致,写作者才能探到现实主义书写的底线,进而才能把握自己的写作处于怎样的写实程度。

  阿城认为,国内长期提倡现实主义写作,批判自然主义,根源在于,“我们总是要谈觉悟和认识。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在拷问,你要发扬什么认识?自然主义不是这个。像金老师的写作,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写这个细节,写了那么细,里面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价值观,但是它那么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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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又几书店活动现场

  终于开始有人给中国现代的自然主义补课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自然主义这么有用。”金宇澄说。在写《繁花》的过程中,他也犹豫,“我把细节还原到这种程度有意思吗?这样写行不行?”

  他长期担任《上海文学》编辑,常常建议投稿的作者不要一味扩展写作的广度,向前走,原本写过的故事也许还可以再次挖掘。因为每个人写得最好的还是自己熟悉的那一块。

  金宇澄说,“虽然我也这样建议作者,但在听到阿城这番话之前,我以为自己已经把上海梳理过一遍,完成任务了。今天才意识到这方面的书写可以在深度上继续挖掘。文学深度挖掘和文学广度开发,它们的价值是同等的。”

  阿城认为,新中国几十年的写实写作一直像气球一样飘在空中,没有找到系在下面的重量——自然主义。中国原本有自然主义的写作传统。比如《金瓶梅》,写一个社会生物体的自然衰败,毫无评议,完全是人性的本能在文本中蠕动。这个传统的价值逐渐被道德、政治等意识否定了。后来没人敢通篇继承这个传统,只是局部继承了,比如《红楼梦》,虽然大部分是自然主义的描写,但结尾宝玉遁入空门的价值观又落入了现实主义的窠臼。

  直到看到金宇澄的书写,阿城欣喜于“终于开始有人给中国现代的自然主义补课”。

  一位读者询问金宇澄对两本书写作语言的选择。金宇澄解释,《回望》最早的一部分写于1996年,是普通话写作。在父亲去世后,他顺着原来的味道写了下去。

  《繁花》是在一个上海论坛上连载的,论坛中所有人都用上海话交流,老上海的照片、旧物也频频出现,身处其中的金宇澄自然而然地用沪语写出了沪生和陶陶的故事。

  “我自己是做编辑的,平时也会收到很多方言写作的文章。如果完全用上海话写作,会对很多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所以我改了很多词语,譬如,上海话的‘熬稍’,本地人知道是‘赶快’的意思,但外地人就不知道,所以我改成了普通话。说好听点是改良。”

  阿城说起自己小学二年级暑假,字还没认全就读完了《三国演义》,还能给别人讲。他认为,方言写作完全可以存在。联系上下文的猜测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我们受教育的过程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似乎学习必须基础扎实,一步步都搞明白才能往前走。“阅读不是这样,即使理解每个字词,这些字句的含义你在另外一个人生阶段才会懂。因此不求甚解是阅读的普遍状态。过程中惟一丧失的是音韵之美。”

  现在政策统一要求说普通话,用普通话写作。阿城觉得这其中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很多作家以北京话冒充普通话。“全国的方言是限制的,但是为什么不限制北京话的方言?”

责任编辑:刘芳 | 版面编辑:杜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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