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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渡:1949文化人南渡成为台湾的转折点

2017年01月04日 17:14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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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南渡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国家该怎么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文化?作为文化人,又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底气、什么样的思想去面对现实
资料图:杨渡 图自东方ic

  【财新网】编者按: 2016年12月26日,台湾作家杨渡携新书《暗夜传灯人》来到上海,以“文化南渡与台湾”为题做了一场主题讲座。媒体人、书评人张明扬在讲座后与杨渡展开对谈。

  本文为讲座实录节选,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讲者确认。

  大家好,来到上海非常开心。

  我写《暗夜传灯人》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台湾这几年民主化之后,仿佛人们在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有本省、外省的分歧,有蓝、绿的分歧,可是对于过去的历史的共同记忆,我们失去了一种温暖的记忆,只剩下过去曾经不愉快的记忆,因此,我想要从书写里面去找回曾经共同的温暖。

  我慢慢发现1949年对两岸的影响非常重大。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知识分子影响了台湾的整个时代,甚至影响了台湾的艺术、教育、书法、科技等等。当时去台湾的这些学者、知识分子的比重其实只有四分之一,换言之还有更多人留在大陆。但就是这四分之一人已经对台湾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1949南渡对于大陆、对于国共都是一个苦难,但是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文化上的转折点。不只知识分子,故宫的许多宝物、中央研究院很好的甲骨文、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也都到了台湾。它一下子从边缘的岛屿成为了文化上的核心。

  在1949年前后,台湾没有多少研究机构,只有中研院、师范大学几所,那么,过去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办?到底去了多少人呢?依照后来的统计,当时去台湾的所有人数大概总共有120万。这120万里面有60万是军队,还有60万是知识分子、公务员、政府职员。1949年从上海大撤退的时候有一个逃难潮,国民政府怕到台湾去的人构成复杂,所以就限定了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得到批准,包括公务员、大学的校长老师等知识分子,还有专业技术人员、会计师、新闻从业人员。这60万知识分子到台湾无处可去,只好高成低就,到师范学校、到中学、到偏远地方的小学去教书,散落到台湾各地,而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所遇见的人。

  几年前我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叫《1949渡海传灯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传的是文化。那是我念高中的时候开始的。我原来是台中乡下的小孩子,读书是靠自己阅读。初中时我并没有碰到特别厉害的知识分子,老师只是教你怎么升学。可是我升到台中一中的时候,高一一进去就碰到一个历史老师,他操着外省的口音,第一天就问我们:“孩子们,你们要读真正的历史还是要读课本的历史?”我们很调皮说要读真正的历史,老师说你们把课本放下,不用读了。如果校长来巡查的话,我们就说在讲自己的历史,校长可以不用管。

  他第一堂课告诉我们中国真正的历史,讲秦始皇如何从私生子变成一个皇帝。从那堂课开始,我们知道了几件事情,第一,历史课本是说假话的,这个历史老师就把当时的历史课本给颠覆掉了;第二,真正的历史是靠老师来教的。

  这个老师叫齐治平,他是东北人,日本侵略中国之后从东北到了北京。他非常有才华,所以音乐系的老师希望收他为学生,可是他不要。他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必须有时代的忧患,要解决中国未来的问题,要搞清楚中国过去的历史我们才能够看清未来,所以他宁可读历史系而不要读音乐系。等到抗战结束之后,他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没有地方去,就到中学教书,把他北大才子的才华教给我们这些高中生。我们是何其幸运碰到这样有才华的人?

  他后来跟我们熟了,有时候中午去吃饭喝一点小酒,微醺的冬天的下午吹着风,说台湾的冬天根本不冷,因为他是东北的孩子。冷风一吹他就很高兴,说我唱一首歌给你们听,就开始唱《松花江上》,这是他家乡的歌曲,也是抗战时期的歌曲。他用声乐家的嗓音唱着,隔壁班的学生都在窗户边偷听,唱完一首又唱另外一首。对于我们这样的孩子来说觉得真的很幸运,我们在他的歌声里听到一种时代的沧桑,也听到他从东北流亡出来之后整个生命的巨变以及家乡的记忆。一个人漂泊在台湾的孤独仿佛在他的歌声里都能感受到。可是对台湾人来说,一辈子都很难感受到大陆曾经有的战争、东北抗战是怎么一回事,唯有从他的歌声里可以触摸到这一段历史,所以他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影响。

  后来我们还知道这个北大的才子曾经娶过北大的校花,妻子后来在香港演电影,她觉得台湾太小就没有来,两人分开了。唯一在我们口耳相传之中的是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友,可是我们从来没见到过。

  1949年的历史就这样流传在他的身上,仿佛整个历史的沧桑都在他的身上。但事实上台中一中这样的老师不只有他一个。台湾还有一个作家杨念慈是写小说的,另外前几年写《巨流河》的齐邦媛也在台中教书,也是从大陆南渡到台湾去的。

  他们从台北流散到台湾各地,不仅仅有作家,还有许多的艺术家。几年前我跟几个朋友谈起来,曾经有一个叫江兆申的老师到台北师范大学教书,后来变成台北故宫的副院长,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家。

  还有一位李仲生,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回到大陆,1949跟着国民政府流亡到台湾。今年一二月份陈丹青发简讯给我说,你帮我找一下有没有李仲生的资料。我说前两年我在台湾才帮他办了纪念展,他已经过世了。为什么要办纪念展?要感谢他对台湾的贡献。他教抽象画怎么教的?台湾的学生慕名来学,他不让学生看他的创作,他说你看了我的创作会受到影响,而抽象画是看自己的创造力,所以我只跟你谈观念。他就这样子在火车站边讲了三四个小时,讲完之后年轻的学生再坐着火车回台北。他的学生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比如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叫萧勤,现在意大利,都是非常知名的抽象画画家。可是他就是很寂寞地在一个中学教书,很不可思议。

  吕佛庭在画界鼎鼎有名,他用一年的时间画《长江万里图》《黄河万里图》。有人曾经问张大千在你之后谁会是台湾画界最重要的人,他说是吕佛庭。但吕佛庭也就在一个师范学校里教课。

  也就是说,1949年有这么多的作家艺术家到台湾,没有其他的出路,只好高成低就,就这样子教育台湾的年轻一代。我们是何其幸运能够接触到这些大师。这些大师是因为在大苦难的时代里面流离失所到了台湾,结果恰恰是这个苦难使得人打破了原来的文化的、政治的界限,互相生活在一个村子里面。所以我说1949年的文化南渡对台湾来说是何其幸运。

  蒋介石到台湾去之后,把中华文化作为他的道统,所以后来找胡适来办了《自由中国》,提倡民主、自由、宪政。为什么办这个杂志?他不是希望他自己可以统治吗?其实这是要给美国看的,要取得美国的援助,就由胡适等知识分子来办。这个事情也很妙,某种理念说久了就变真的了,果然后来民主自由的思想在台湾落实下来,成为后来台湾实施民主自由的基础,有了党外运动,有了党外杂志、反对派的出现。蒋介石也把自己称之为中华文化一脉道统的继承人,这个说久了也就变成真的了,台湾文化后来变成以儒家和传统文化为基础。我记得几年前我跟新儒家的人在谈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你们要知道,1949年之后到台湾去的院士占14%,到海外的占了将近15%,而将近70%左右的知识分子是留在大陆的,可是经过多年之后,反而海外的文化兴盛起来了,而大陆这边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却沉寂下来。当时新儒家中有一位唐君毅,他曾针对1949年后华人流落海外的状况,写下“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引发海内外的广大回响。他还提出一个观点,流落世界的中华知识分子不能再有所依赖,必须“灵根自植”。三地比较起来的话真得就会觉得很感叹。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气节、有一种价值观,是超出现实政治之上的。你给他一方讲台、一个教育的园地、一个媒体的园地,给他一个可以使力向上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发挥出光芒。战乱的年代,这些知识人到了台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感念他们,但同时我还蛮想提一些的,是从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国家该怎么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文化?作为文化人,又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底气、什么样的思想去面对这些现实?

  我常常讲到胡适。1949年之后胡适到美国去了,1952年他受邀第一次回到台湾,许多人到机场接机。后来蒋介石请他担任中研院的院长,他才回到台湾去,影响了台湾一代的知识分子。在1958年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的那一天蒋介石亲自去致辞,他说学术应该报国,特别是在国家危难之秋的时候,学术应该报效国家。胡适随后就讲,学术要怎么报国呢?把学术做好就是最好的报国,而不是有目的性的去报国。所以那一次就职在中研院院史上被称为学术的宣扬。胡适在晚年相当寂寞,他跟蒋介石的关系不是很好,在政治上一直遭到攻击。在1962年胡适去世时候,自发去送他的人有30万人,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化人有自己的底气,自己的尊严。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觉得像胡适这样渡海到台湾去的文化人比政治人更重要。

  我先简单介绍这些。

  张明扬:杨渡先生讲得非常好。我有一个问题很感兴趣,你刚才提到胡适他们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关系有一点若即若离,用现在网络名词就是相爱相恨的,胡适还是要通过蒋介石实现中华复兴的目的,包括您书里提到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我很感兴趣的是这些人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是什么样的感情和态度?

  杨渡:他们这些人是相信真正的自由民主对中国的未来才有帮助,他们真正是自由主义的信仰者。胡适曾经去见蒋介石,他说为了实现自由民主,一定要有反对党,建议你把国民党分成两党,或者至少自动形成一个反对党。蒋介石说这不可能的,他在日记里面大骂胡适思想幼稚,非常生气。但胡适还是很天真地认为应该说,还是要说。很奇怪的是,蒋介石实施自由民主的时候是为了欺骗美国,可是说着说着就真正地在实践它了。历史就是这样,当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候,真正的制度才能够落实下来,民主、宪政才能够落实下来。

  张明扬:像当年教您的老师们平时会不会在上课时说一些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看法?

  杨渡:坦白说他们不会直接讲,因为那时候是戒严时期。但是老师会讲很好笑的事情,他说我最近去哪一家书店买到一些禁书,每一个学生就会很好奇地去找这些禁书。我在书里也谈到买禁书的故事,你们可以想象高中生买到禁书躲在被窝里面偷看的快乐。那个时候看的禁书还有鲁迅。

  我这里谈到鲁迅特别要讲一个人,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1946年到台湾去教书,去编国语的课本。跟他一起去的是许寿裳,1948年在台湾被暗杀了。有一天晚上有人用斧头把他砍死了,但财务没有什么损失,一直又没有破案,后来台静农就变得很沉默,教中文、写书法,变成很厉害的书法家。他的书法是用很软的羊毛写很坚硬的笔触,自成一家。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年纪很大了,大概1983年左右,我们做一个鲁迅专题,我想台静农都沉默那么久,我要用什么方法引诱他让他讲出跟鲁迅的故事呢?我就拜托朋友从香港带一本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书的背面是鲁迅木刻版画的图,我就带着那本书去。台静农住在台大对面,老式的平房。下午时光阳光斜斜从旁边照进来,我就把鲁迅的书拿出来说,我们今天想做鲁迅的专题,想要对你做一个访问。你很久没有看到鲁迅的小说了吧,要不要看看?他在手上拿着小说集看很久都没有动。我在想他的回忆漂到多久之前呢?可他就是不愿意讲,他跟我说跟鲁迅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实在没什么太多的私人故事可以讲,就这样子,就继续这样发呆,老一辈人的深情。

  后来我买到鲁迅的日记,里面记着他跟台静农的通信往来,彼此之间交情是很深很深的。台静农在大陆被视为很好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可是到台湾后也没有写了。我说我们何其幸运能碰到这么一个精彩的时代,背负着整个家国忧患历史。当这些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孤零零到了台湾,在陌生的岛屿、偏远的台湾农村、偏远的小学校去教一群跟他们言语不通的孩子,他面对这些孩子怎么思考、怎么从头开始呢?他会设想他的文化、一生的功力要怎么传递下去?所有文化上积累的奋斗、历程怎么传递下去?而那样一个忧患的年代恰恰变成后来文化南渡之后真正传递文化灯火的人。

  张明扬:我觉得您用文化南渡这个词特别好,南渡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的概念里面是南北朝的时候,大量的知识分子来到南方,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参与了对南方的开发,中国南方因为一次这样的机遇从此慢慢发展起来。所以如您所说,有一些时候历史微妙之处就在这个地方。

  我还有一个有兴趣的地方,我觉得您在叙述这些传灯者的时候有很多的家国情怀,我不知道现在台湾的主流舆情和年轻人在谈到这些知识分子的时候心中对他们的感情是否跟当年有不一样呢?

  杨渡:现在的年轻世代跟老的世代确实有距离感了,但是对老世代所遗留给台湾的这些文化他们享用不尽。比如说林怀民的文化里的文化底蕴就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教戏曲的有一个姚一苇, 1960年代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看着我们这些人的文学作品说你这次写了一个好小说,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家来,我来帮你分析这一篇小说。你想对于一个年轻人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所以许许多多的1960年代的人都把姚一苇当成他生命中开启艺术之门的导师。可是这样一个人在台湾那么寂寞,他读了很多美学的书、也写了美学的书,这样的人也许很多年轻的世代并不记得,但他们的影响已经流传在台湾的文化里面。你们到台湾去的时候会知道台湾有比较浓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世代传承之后新的世代又再创造,通过接收到这样的文化底蕴之后创造了新的文化。你看到的是狂草、行草的味道,可是它又有西方的语言、太极的语言,再创造的中华文化已经是创新的文化。

  张明扬: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大约估算了一下您在读书的时间,大约就是大陆“文革”的时间,我想问一下您称为“传灯人”的这些老师们在那个年代上课传灯的时候,有没有在异域之地挽救中华文化的自觉和焦虑感?

  杨渡:其实没有,你会觉得他们很振奋地在那里工作。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小学教书,下课之后他会留下成绩不好的孩子主动帮他们补习。现在的孩子去补习,他说补习怎么要教钱?不应该是老师留下来教会你吗?就这种感觉,那一辈人就是这样的,他觉得这是他的本份。他觉得这才能称其为人。你也不会觉得他们每天感到忧患。

责任编辑:刘芳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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