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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组织何以控制成员?

2014年06月03日 17:37 来源于 财新网
有时候不需要任何制度化、组织严密以及长期的洗脑,仅仅几天工夫就可能使一个城市白领精英被特定的情境所控制,而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唐映红|文

  5月28日,山东招远麦当劳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群殴致死的故意杀人案。据公安部的通报,6名犯罪嫌疑人均已确定为邪教组织“全能神”的成员。犯罪嫌疑人为发展组织成员,向在事发餐厅就餐的人索要电话号码。遭受害人拒绝后,将其残忍殴打致死。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全能神”(又名“实际神”“东方闪电”)早在1995年便被明确界定为“邪教”组织。“全能神”是从美国1962年创立的邪教组织“呼喊派”传入中国大陆后,衍生演变的一个本土邪教组织。

  早年的“呼喊派”甫一传入中国,就被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三自”爱国教会所抵制和批判,并于1983年被列为中国大陆的头号邪教组织。其实,在传入中国之前,“呼喊派”在美国就曾被著名的基督教护教及异端研究机构“基督教研究所”(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CRI)在1970年代早期确定为邪教。

  由“呼喊派”衍生演变的“全能神”,在传入台湾地区之后,竟然招致台湾基督教众教会首次破天荒地聚首商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斥责“全能神”是悖离基督教真正教义的“异端”。

  问题是,这些被合法宗教组织所排斥,明显荒诞不经的邪教组织何以能控制成员?特别是,邪教组织的主张常常蛊惑成员直接危及别人生命,如在东京发动沙林毒气袭击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或者危害成员生命,如教导信徒自杀的美国邪教组织“大卫教”(Branch Davidians);以及谋财,如唆使信徒卖淫并从中牟利的香港邪教组织“青龙教”;满足部分人的性欲,如著名的国际邪教组织“上帝的孩子”(Children of God),等等。

  美国心理学家史蒂夫·哈桑 (Steve Hassan)长期致力于对邪教的研究,并试图找到那些信徒为什么会陷入邪教组织不能自拔的答案。他2000年出版的《释放束缚:使人们能够为自己着想》(Releasing the Bonds: Empowering Peopl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一书中,分别从行为、资讯、思维和情绪四个方面对邪教作出了描绘。他把邪教组织对成员的精神控制(Mind control)总结为“BITE模型”(BITE model)。

  一是行为控制(Behavior control)方面。邪教组织通常对成员的衣食住行进行严格的规范,甚至他们的睡眠和闲暇时间也要受到教义的限制和约束。信徒们大部分时间被教义的授课及组织活动(如念诵经文等)所占据;他们几乎不能擅自决定任何主要的事项,必须要经过批准;而且还必须汇报思想,将自己的感受与行动报告给上层成员。信徒们必须要服从教义所规定的严格教条,稍有违反就可能遭致责罚。总之,在邪教组织里,集体思维高于个人,个人必须臣服于“集体”的名义之下。

  二是资讯控制(Information control)方面。邪教组织普遍通过控制和歪曲资讯,使成员尽可能不能接触到组织以外的资讯,有时会通过使成员过度忙碌以至无暇接触外界。为了促使组织内资讯能压倒组织外的资讯,邪教组织在组织内大肆宣扬教义或组织散布的讯息,并且由教主决定哪些人可以知道什么。为了进一步地控制成员,成立相互监督制度,鼓励信徒们互相举报。

  三是思维控制(Thought control)方面。邪教组织无一例外都会把教义定为真理,宣扬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模式。通过一套特殊的语言词汇和概念来代替常规的思想表达。邪教组织绝不容忍成员有别的信仰,也不能批评教主或教义;压制信徒的思考,只允许“好”或“正确”的想法,否定或抹黑批判性的,或理性的以及建设性的批评。

  四是情绪控制(Emotional control)方面。使每个成员随时随处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控制,过度夸大他们的罪恶感,使他们相信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过错而高层成员是不会错的。制造和培育恐惧,包括怕自我拿主意、怕外界、怕敌人、怕失去救赎、怕离开组织、怕遭到否定,等等。鼓吹离开组织即会遭受厄运,宣扬离开组织就是堕落,攻讦或杯葛试图离开者。通过公开悔罪等带来强烈情绪冲击和波动的事情来控制信徒。

  史蒂夫·哈桑的这本书刚出版,就受到心理学界以及社会的高度评价。曾担任过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的菲利浦·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对哈桑的这本书作了高规格的推荐:

  “史蒂夫·哈桑的工作我认为比其他研究者或临床心理学家更有价值。哈桑的原创思想呈现出令人着迷的魅力,仅此一点就堪称楷模。我相信读者通过这本新书将与我分享作者的热忱,他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应付日益增长的邪教的威胁。”

  津巴多教授就是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影片《死亡监狱》的原型)的主持人,他参与主编的《心理学与生活》是大陆传播最为广泛的译版心理学导论教材。

  哈桑最近出版的另一本书,《精神自由:帮助所爱之人远离控制他的人、邪教以及观念》(Freedom of Mind: Helping Loved Ones Leave Controlling People, Cults, and Beliefs, 2012)中,人们受到控制的因素,已经不再是像“BITE模型”所描述的那样制度化和组织严密,只要具备其中几个关键的要素,那么人们就很容易受到控制和影响。

  尽管大多数邪教的信徒都是受教育程度,以及经济和社会阶层比较低;而且邪教组织对成员的控制通常是经年累月的洗脑灌输。但实际上,有时候不需要任何制度化、组织严密以及长期的洗脑,仅仅几天工夫就可能使一个城市白领精英被特定的情境所控制,而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例如,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歹徒奥尔森(Jan Erik Olsson)与奥纳夫森(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这起劫案因歹徒放弃而告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克里斯蒂安(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奥纳夫森,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在社会心理学里,因为这起离奇的银行劫案,类似人质同情甚至爱上绑匪的心理情结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质到邪教组织的信徒,其受到控制的心理历程没有本质的差异。

  其实,不仅是在被绑架的劫案中,在日常的生活里,只要人们处于满足以下四个因素的情境:受到威胁(唤起恐惧);与外界隔绝(资讯屏蔽);相信自己完全不能摆脱情境(无助感);但又受到小恩小惠的对待(意外的优待)。 那么,他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都可能在无形中被情境所控制而发生扭曲、错位。

  最令人沮丧的是,就像邪教成员张立冬在殴打无辜受害人时,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一样,那些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质”,也不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

  唐映红为高校心理学教师、自由撰稿人,本文经腾讯《大家》授权刊载,责任编辑为代金凤,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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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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