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权力

梁文道|文

　　那天一早，我在香港坐上飞往北京的第一班航机。孰知坐了两个小时之后，机长决定让我们下机，回到候机室等待。再过了三小时之后，听说又能上机了，大伙顿时兴奋排队，轮流登机。

　　三小时之后，我们还是回到了机场大楼。这时候，我们都已在机场吃过早餐和午饭了，不耐烦的人开始纷纷离去，只剩下耐力过人和有急事非走不可的乘客。

　　然而，事实证明，耐性并不能保证什么，起码它战胜不了天命。

　　对于“流量管制”这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特殊名词，我们早已经养成了天命不可违的达观态度：只可接受，无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