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文
一
我在英国访学的那半年,深深体会到了各种“不自由”——不能在咖啡馆里吞云吐雾,不能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能随时闯红灯也不能随地吐口水。
半年倏忽即过,就在我逐渐开始适应这些不自由的时候,我回到了“自由的祖国”,重新过上了随心所欲的生活。
显然,如果把自由非道德化地理解成只要没有人阻止我们按照自己的(现实的或潜在的)愿望行事,我们就是自由的,那么,到底是天朝自由还是番邦更自由,的确是一件让人为难的事情。自由的“非道德化定义”之所以会产生诸多困难,首先在于它主张每一种自由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这显然有悖于我们的日常直觉——乱闯红灯的自由与言论自由当然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