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人的激情之一是向上筑建教堂的穹顶。建筑师渴望通过石头与云端上帝对话,有时不顾力学原理,致使不少教堂未抵达设计的高度,中途坍塌下来。对上帝之国的想像,与最初建巴别塔时的激情一样。2000年途经德国,顺带看过几座教堂。在科隆大教堂前,一块与尖顶同尺寸同形状的大石头让我印象深刻。不知它搁在下面,是坍塌之物,还是提醒游人——那个难被人看清的尖顶这般沉重、巨大,来者须生敬畏与惊讶。
生物学认为,太大的躯体往往有不祥之兆,恐龙那般体积与高度的生物是极端的景观,经不起变动与意外。与此相仿,西方古典音乐从兴盛、蓬勃到衰落,黄金时代的二三百年时间,像恐龙横空出世,也预示了来日无多。它蓬勃得太快了。到贝多芬时期,写交响曲标举的高度是珠峰高耸,留给其他作曲家的发展机遇,不是以另外一座珠峰与其对话的问题,而是能否在珠峰下安营扎寨、活下去的问题。舒伯特崇拜贝多芬,写交响曲怎么也觉得是压迫,只能在钢琴即兴曲这种中等偏小的曲式里发掘自己。到勃拉姆斯更甚,他“第一交响曲”写了多年也不敢轻易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