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是公共产品,很易产生“搭便车”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的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经济学家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才能最经济地解决问题
21世纪的人们已经愈加认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包括清洁环境的价值和治理环境的成本。这其中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多产品价格只反映了其内部的经济成本,但没有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即对环境的污染,或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环境是一个公共产品(public
good),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很容易产生“搭便车”(free rider
problem)的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
如何使产品价格体现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总和;谁承担成本、谁享受好处都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任何政策选择和取向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影响一大片人的经济利益,以及更多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什么样的政策是最佳选择呢?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讲完开放经济部分(美元与贸易赤字)以后,请来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温思(Robert
N. Stavins)来讲环境问题,一共四堂课。
斯达温思于198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是环境问题专家,曾任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环境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2002)。
斯达温思开门见山,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学生介绍,经济学家是如何分析环境问题的,并如何利用经济学框架及理论帮助设置解决环境问题的机制。
他原以为每节课有90分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大多是90分钟一堂),走进教室以后,助教才告诉他只有55分钟,所以不得不消减他准备好的30%以上的内容。即使如此,最后一节课讲气候问题时,他也只能蜻蜓点水,非常仓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