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德斯坦认可凯恩斯的总体思路，但认为，财政政策只有在货币政策没有转圜余地（例如零利率），经济前景非常黯淡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
任何人讲财政政策，都绕不开凯恩斯1936年写的《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的最根本解释就是总需求不足。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首当其冲，通过赤字加大支出，带动私人领域的投资和消费，使总体经济走出萧条困境，进入良性循环。政府的支出在经济循环中有放大效应，即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
费尔德斯坦教授并不反对这种总体思路，但对于继承凯恩斯思想的宏观经济学家们，他并不是那么认同。
在凯恩斯的基础上，他的门徒们研究出了一整套缓解经济周期（反经济周期）的技术性很强的模型。他们希望通过度量各种指标，掌握经济的“健康程度”，预测未来走势，调整政府支出的数量，在经济即将过热时降温，在即将过冷时升温（萨默斯常说的“get ahead of the curve”，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在研究数据和构建模型方面精益求精，像医生治病人那样，力求在最合适时间给病人最适量的药剂，而且他们为此引以为荣。
费尔德斯坦则认为，这些人走了极端，过高的估计了财政政策的使用范围和实施效果。首先，政府支出的扩大效应在经过多次数据检验以后证明在1.5左右，远远小于以前想象的4到5；政府减税的扩大效应就更小了，在0.8左右，因为省下来的税收，人们并不是全都花了，而是会储蓄一部分，或用一部分偿还以前的债务。
其次，增加赤字对债券市场会有负面影响。如果人们预计国家的总债务从长期来看堆积如山，长期的债券利率要提高，这将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长期投资，同时也会提高近期的短期利率，降低短期投资。这就是国家赤字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其三，在民主国家，运用财政政策的程序复杂，时间消耗太大。认识到使用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就需要时间，政府还需要时间制定财政政策，国会更需要时间审议、修改、通过，执行起来更是缓慢。
“等到真正大规模执行起来，经济本身早就复苏了，财政政策只会加速通胀，制造下一个泡沫。”这是保守派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的典型指控。美国目前的形势正是这样：各级政府都在寻找现成的项目（shovel-ready projects），想快速把钱花出去，但花钱速度和项目质量又是矛盾的。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在经济衰退中为平衡各种矛盾忙得不亦乐乎。
其四，即使那些在凯恩斯思想的影响下以建立模型，解释数据为荣耀的经济学家也必须承认，任何数据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形势及其对策的判断更是如此。
所以，费尔德斯坦总结说，财政政策只有在货币政策没有转圜余地（例如零利率），经济前景非常黯淡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
凯恩斯理论及其门徒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经济学主流。费尔德斯坦说，他们过于关注失业率，导致了需求过剩、通胀盛行；他们过于强调短期效应，即走出经济衰退，而忽略长远利益，即资本的积累；他们忽略了人们生产的动机和动力；他们一直担心储蓄过多，鼓励消费，所以他们主张对储蓄的利息和投资的利润征税，而不是对消费征税；他们过于相信政府正面的作用，主张积极地利用政府的权力为社会做好事（government activism），而忽略了政府一般来说效率低下，很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抢占私有空间。
鼓励储蓄对GDP有双重作用：储蓄多了，消费就小了，GDP就减少；但与此同时，储蓄多了，投资就有增加的可能，而投资增加，GDP就会随之增加。那么储蓄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取决于这两个相互抵消的作用谁大谁小；而且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这两个作用不是同时发生，而是有一个时间差。储蓄增加的同时消费就减少，与此同时，GDP就减少。但储蓄转化成有效的投资还需要时间，投资变成资本的积累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就更需要时间。
在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是经济学家之间又一个分歧。费尔德斯坦更倾向于强调储蓄的重要性。他说，为了缩短储蓄变成有效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时间，一系列的税收政策，社会公共政策（例如退休金、失业保险和各种社会保障政策）都要与之相适应。他的另一门课“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or“Public Sector Economics”）正是从这一个视角出发检验各种公共政策的效果。
凯恩斯强调总需求的思路（demand management）和保守经济学家截然相反。保守经济学家的着眼点一般是总供给；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生产总量。这种思维的一个版本就是里根时代的“供给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
供给派经济学把总供给（或总生产，GDP）看作是资本、人工和技术的函数。这些经济学家主导的经济政策立足于如何鼓励投资（进而储蓄），增加资本积累，鼓励参加工作和各种技术创新以提高劳动效率。他们一般主张“小政府”，相信个人、企业家才是如何利用资源的最好的、最明智的决策个体。政府只需要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严格和公正的法律评判体系和程序，轻赋税（仅仅够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就可以了，其他的靠市场本身——人们的“动物本能”－都可以解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原文就有这个意思，“除了和平的环境，严格和公正的法律评判体系和程序，轻赋税，几乎不需要其他什么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富裕祥和的国家。”“轻赋税”在供给派经济学家看来就是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的税收政策，几乎没有杀富济贫的思想。这些经济学家为了长期的低通胀效果，宁愿愿意承担短期的成本——相对来说，较高的失业率。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呢？费尔德斯坦解释说，这是因为现在货币政策几乎不起作用，基础利率已经接近零，信贷市场几乎冻结，流动性仍然很小，而且总需求由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暴跌（股市损失8万亿美元，房市损失4万亿美元）急剧缩小。费尔德斯坦估计总需求减少的程度大约是7500亿美元。
他认为奥巴马2月17日签署的7870亿美元的方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还远远不够填补总需求的减少，而且因为这套法律的一些特征，使财政刺激的扩大效应非常小，甚至小于1。但是他说，目前长期真实国债利率仍然很低，这说明美国国债仍然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仍然有人在大量买进。虽然7870亿美元中的一部分不能很快花出去，要等到2010年甚至2011年才花出去，但对经济复苏仍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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