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四十九】中美如何合作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

　　全球气候变化是个大课题，中美两国是最大的排放国，如何以两国最高层领导人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合作应对气候挑战？
　　2月3日，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就这个话题做了一个讲座，题目为“加强中美合作以缓解气候变暖”。李侃如同时也担任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外交政策访问学者。
　　李侃如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1998年－2000年），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非常熟悉。
　　这次讲座的内容来源于他的新书《克服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中的困难》，书是与布鲁金斯学会的David Sandalow合写的。他说，他的书以中英文同时出版，希望影响高层决策者。
　　
全球难题
　　李侃如首先说明，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非常紧迫但又非常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三四年前被科学家认为均值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为最保守的估计，以前被认为是最悲观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为广泛接受的均值。现在不努力解决的后果就是恶性循环，环境破坏会愈演愈烈。
　　但是解决气候问题非常困难。问题是全球性的，但决策个体是国家政府；成本是现在支出的（先任政府），但好处是很多年以后的（后人的政绩）；努力是区域性的，但好处很有可能是另一个区域的（由于风、空气的流动性）。所以，我们现在的体制不适合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像美国的医疗体制，每个人都承认现在的体制失灵了，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谁也改变不了现在的体制，解决这类棘手的问题。
　　中国和美国是排碳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各占世界的20％以上。从20世纪初算起，美国的排放总量是最大的，但现在每年的排放量已经基本停止增长了。中国历史上的排量很小，但每年的增长速度非常可观。
　　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减排工作，例如每升汽油的里程数要求很高，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力度不够，动力不强。美国的情况正相反，联邦政府的动力不足，布什政府尤其如此，但地方政府在减排方面做了很多努力；30多个州都在各自执行《京都条约》（Kyoto Protocal），但由于没有州与州之间的协调，标准不一。
　　由于缺少最高层的合作和协调，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努力知之甚少。所以美国国会的声音经常是，“如果中国不减排，我们不能单方减排。如果我们单方减排就意味着我们的生产成本上升和产品价格上升；我们的产品价格上升就意味着失去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惯性思维则是，美国从长远来说不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的中国，所以想方设法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减排就是其中一个理由。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直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认为那才是“现代化”，美国不能阻止他们追求现代化。（在这种思维框架下，中国还指出，美国1985年制造“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让日元大幅升值，就是要阻止日本经济赶超美国。）
　　于是，每个国家都用对方国家努力的不足来证明自己不努力或少努力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