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的市场配置与社会配置

　　汪丁丁

　　资源的市场配置，无需赘述了吧。资源的社会配置，特指通过诸如公民投票、代议民主或其他任何一种“民主集中”方式实行的资源配置，通常叫“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这往往是市场在配置资源无能为力时的另一条出路。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出现目前似乎正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情况，即资源配置从效率很低的状态经过初期的具有一定“帕累托改善”性质的制度变革，进入一个增进效率的发展时期；然后，出现了利益冲突基础上的寻租和腐败的泛滥，把社会经济带入一个效率不断降低的发展时期。

　　安德烈•施莱弗等人在1993年就专门探讨了上述经济过程的动力学机制（“为什么寻租给增长带来的成本如此高昂？”中译本《掠夺之手》第四章，中信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他们区分了三种职业——自给自足的生产，为市场生产，寻租。注意，这三种经济活动当中，惟一最可能服从收益递增原理的，就是寻租活动。

　　为何有这一令人惊讶的结果？作者们指出了以下原因：

　　——权势者设置租金的费用可能越来越低，例如，律师可以援引寻租成功的“前例”，从而使新的寻租行为获得了某种合法性；

　　——寻租活动的受害者可能试图雇佣保护自己利益的服务，而提供保护服务的，往往是寻租者群体，典型如“黑帮”，或者有裙带关系的政府官员；

　　——参与寻租的人数越多，每一寻租者预期的遭到正义惩罚的概率就越低。

　　在他们讲述的经济发展的故事里，自给自足的生产者通常可以从市场化得到更高回报，所以，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转变职业而为市场生产，尽管他们必须为此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给寻租群体。这样就可能引发寻租的收益递增过程，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当这一过程达到一个稳定均衡时，社会经济被带到一个“低水平收入陷阱”内，难以自拔。

　　为什么寻租可以极大损害并使经济增长率突然降低？主要是寻租把最优秀的人才从技术创新部门吸引到寻租部门里去了。在“为什么寻租给增长带来的成本如此高昂？”这篇论文中，作者提出了击中要害的四项理由：（1）创新者缺乏现成的游说组织，因此常常需要政府官员的扶持；（2）创新者通常缺乏信贷资源，因此不得不求助于寻租群体；（3）创新项目通常需要较长的回报期，因此更容易受寻租者的胁迫；（4）创新活动的风险超过一般经济活动，因此在寻租威胁面前就更脆弱。

　　由于上列理由，当寻租按照收益递增原理泛滥了一段时间后，创新的积极性可能突然下降到零，经济增长的动力也突然丧失了。不仅如此，全体社会成员将发现，他们很难再走出这样一种“滞胀”状态。这时候，我们往往求助于“公共选择”，因为市场已无能为力了。

　　开篇提到过，公共选择意味着资源的“社会配置”。当然，这类公共选择过程难免会导致例如“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所描述的结果。1997年，哥伦比亚大学杰出的女性数学家和经济学家齐齐尔妮斯基（G. Chichilnisky）概括了她多年努力证明的这样一种“不可能性”定理，这一定理可以用通俗语言转述为：在全体社会成员的一切逻辑可能的偏好的连续表达的拓扑空间上，不存在满足某种帕累托改善，并且满足某种社会政策的稳定性的、非独裁的社会选择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对她所得到的相当惊人并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社会选择定理的解释：这一定理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偏好差异性不应当太小，否则就使得市场经济（基于差异性的交易活动）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也不应当太大，否则就几乎肯定会出现“独裁者”，其意志恰好通过社会选择规则得到实现（Chichilnisky，1997，“market arbitrage，social choice and the core”，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vol. 14，pp. 161-198）。

　　尽管有上述的“独裁”危险，考虑到中国社会成员的偏好的相对较小的差异性，为了避免陷入寻租造成的“低水平收入陷阱”，从资源的市场配置转向资源的社会配置过程，在某些条件下是合意的。后者当然意味着政治，在学术上可以称为“新政治经济学”议题。

　　上面引述的施莱弗等人的观点意味着，如果仅仅认识到寻租活动可能具有的有限“帕雷托改善”性质，而忽视“报酬递增”的寻租活动带来的恶性后果；如果中国社会仍然停留在此处，不打算进入“新政治经济学”议题，那么，我们很可能将为我们民族的犹豫不决与软弱而支付远远超过俄罗斯人迄今所支付的改革成本。

　　作者为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