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复杂性的政策涵义

　　汪丁丁

　　一段假期，一场天灾，一群人的行为，我们的“中国社会”复杂系统再一次表现出复杂的深层特征。我尚未找到合适的概念来涵盖这一深层特征。不过，它决定了复杂系统的三项表层特征，最近由经济学家奥墨罗德作了简要表述：（1）短期预测之不可能性；（2）新性质的自发涌现；（3）从同一初始状态可发生多重历史（Paul Ormerod, 2005, “complexity and the limits to knowledge”，《Futures》vol. 37, pp. 721-728）。

　　在较早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各类“新知”中，关于“复杂系统”的知识与哲学或许是理论内涵最丰富并且政策意义最显著的一门科学。当我们面对复杂系统时，首先要从总体上把握它，不是沉迷于细节，而是直面“总体”现象。

　　借用桑塔费学派的简明语言，假设每一行为主体只熟悉它附近的局部环境并由此作出简单的适应性选择，那么，由大量这样的行为主体组成的群体将表现出复杂系统的特征。如奥墨罗德所论，这时，短期的群体行为是不可预测的，因为系统的另一特征是，不断地涌现出以往没有的性质；从而，系统的第三特征是，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换句话说，历史从来就是“非决定论的”，这一特征导致了“多元历史”观。

　　生活在具有上列复杂系统三项特征的社会里，我们每一个人怎样适应我们的生存环境呢？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斯密曾系统地把所谓“公正旁观者的合宜同情”原理运用于西方社会，并由此撰写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与稳态社会不同，在转型期社会，作为斯密原理的基础的“合宜的同情”——它对应于“一般均衡”的行为与情感，离散化为许多“局部的合宜性”——它们之间可以发生激烈冲突。今天，关于复杂系统的许多局部合宜性之间潜在冲突的研究，被称为“非均质网络”的社会科学或“网络物理学”。

　　基于“求生存”的本能和“要生存得更好”的欲望，在上述的复杂系统内，每一社会成员只熟悉与他相邻的社会成员们的行为和情感模式，在他熟悉的这些行为和情感模式中，他选择“最好的”。假如他如通常所表现的那样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那么他会模仿“最成功的”——事实上，我们很难区分“选择”与“模仿”，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独立地选择，恰如没有人能够一模一样地模仿。

　　于是，我们看到，他选择“春节回家并且忍受拥挤效应”（学生和民工）；他选择“买车并且比不买车更多地污染环境”（都市白领）；他选择“制造或出售假冒伪劣商品并且由此获得金钱回报”（商人和学者）……概而言之，他选择“在名利场上更成功并为此而更深和更久地出卖良心”。

　　晚近的仿真研究表明，如果行为与情感的模式A对个体而言比模式B更成功，那么，在复杂系统内，只要采纳A的个体的总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模式A就会迅速取代模式B，而成为独占的行为与情感模式（参阅Martin Nowak, et.al. 2007, “the one-third law of evolutionary dynam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 249, pp.289-295）。复杂系统的这一特征被称为“三分之一定律”，它广泛地出现于社会生活各领域，多年前已被诸如米尔格罗姆这样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并写入“管理经济学”教科书。

　　可是对于社会整体，三分之一定律意味着极大的麻烦——对交通运输系统，对不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系统，对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因为，自由市场所激发的行为与情感模式，几乎总是倾向于无限制地攫取资源——自然的和文化的，从而或迟或早总要引发社会成员旨在限制资源耗竭速度的集体行动。

　　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它的第一项政策涵义是：政府绝不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所谓“集体行动”——这是公共选择、政治过程及政府行为的概念化的表述，对于改善每一社会成员的福利都是至关重要的。惟其如此，系统的复杂性才有了第二项政策涵义：政府及政府官员的行为必须是深思熟虑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但是这就产生了第三项政策涵义：政策制订者的深思熟虑，绝不意味着谨小慎微和“官僚主义行为模式”——努力最小化和风险最小化，也绝不意味着凡已经存在的就都是合理的。这里，深思熟虑所要求的，其实是“精英意识”——即对重要议题的敏感性以及表达被感受到的重要议题时必须具备的道德勇气。

　　遗憾的是，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似乎难以避免地涌现出一种自我毁灭的性质——它的官僚主义作风越来越重并且它的成员的精英意识越来越少。